这是一个被反复谈论和记忆的夜晚：1986年5月9日，工人体育馆《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上，打扮另类的25岁青年崔健，从瘦小的身体里吼出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全场为之震撼。那一刻，被认为是内地摇滚乐的诞生。对此，本报曾有一句被广为传播的评论：“《一无所有》出现之后，中国的音乐市场上将不再一无所有。”
崔健和他的摇滚乐，像一把尖刀刺进了现实，呐喊出了一代人内心的迷茫与思索，传递出一个时代变化过程中青年人反思和表达自我的理想和勇气。
经典的场面被反复演说，已经变成传奇了。
直到今天，很多人仍在津津乐道：崔健当时穿的是一件大清国的长袍？一件马褂或是旧军装？总之，他拧巴地挽着的一只裤腿，他的大皮鞋，他的长发，连同他初登大舞台的拘谨和无措，都被盛赞充满了叛逆的气质。
而他从胸臆间吼出的《一无所有》，刚唱第一句台下立刻欢声雷动。在他的歌声中，人们解读出诸多丰富而划时代的意义。学者周国平就如是说：“它使人想到遭遇体制转变的一代青年的处境：没有了意识形态所规定好的现成的人生目标和理想，也已经或即将失去体制所安排好的现成的谋生手段和饭碗。”“当许多人陶醉于解放带来的实惠时，崔健看到的却不是歌舞升平，而是失去传统之后的荒凉，荒凉中的自由，自由中的追求。”因此，《一无所有》被认为准确地表达出那一代青年强烈想表达却苦于没有说出口的心声。
这一切的到来让崔健始料不及。对他而言，《一无所有》原本就是一首情歌，当时的女友就总是笑他“一无所有”。而演出时的装扮更是无意的：他和自己的乐队成员都没想好穿什么衣服，大家都带了一堆衣服来。崔健挑了半天都没合适的，随手捡起王迪父亲的一件冬天套棉袄的对襟大马褂一披就上场了，他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有一只裤腿是挽着没放下来的。
“没想到这种形式上的东西会成为历史镜头。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件事，但在我看来特别无聊。”“唱完《一无所有》后，我不愿意跟人闲扯。”非常不愿意谈论过去的崔健，对于人们反复讨论他上世纪80年代的成就感到很无奈，他不喜欢任何刻意的描述，觉得当时的一切都来得太容易。“80年代没有别的声音，只有主旋律和流行音乐，所以别人很容易听到摇滚的声音，当时我的《一无所有》、《花房姑娘》都是主流的歌。”崔健今天这样对记者说。
或许太多的历史镜头记录的都是偶然的片断，然而一个时代标志的诞生必定是时势使然。
-《不是我不明白》
困惑郁积之后的懵懂表达
1961年出生的崔健在上中学的时候，老师曾对他爸爸说，别让崔健学音乐了，在文学上发展吧。但由于“文革”中对于上山下乡的恐惧，他还是子承父业学吹了小号。
1981年成为北京歌舞团专业演奏员的崔健，因为国门开放接触到国外流行音乐，迷上了吉他和写歌。1984年，他与团里几位投缘的同事一起成立了“七合板”乐队，出版了一张专辑《浪子归》。后来崔健并不认可这是自己第一张专辑，的确，这张以模仿和拷贝国外流行音乐为主的专辑，风格与后来他那些充满力量和批判精神的摇滚作品相去甚远。
8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经济发展的时代，是文化传统再评价的时代。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商业大潮来袭，从“文革”单一思想教育中走过来的年轻人站在社会转型的路口，感觉有点蒙。
社会变化太快，灵魂却跟不上身体。崔健回忆起那个时代，告诉记者说：“我们从小就生活在幸福中，后来逐渐发现，人家也不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我们真正被打败是被消费文化打败了，一看见物质在发展，我们甚至被洗脑了。”这样的困惑积在身体里，当他开始大面积接触到西方摇滚音乐时，终于找到宣泄心中能量的最佳通道，创造力一下迸发了出来。
1985年，崔健写下了他的第一首摇滚歌曲《不是我不明白》：“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他并不知道自己懵懂地表达出了一代人对于社会急剧变化的那种迷惘与自省。当年他带着这首歌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把王昆、李双江等评委吓了一跳——流行歌曲怎么会是这样的？尽管他连复赛都没能进入，但却给王昆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直接影响了他后来在百名歌星演唱会上的登场。
-《一无所有》
如此彪悍直接自我的表达
1985年，世界著名歌星迈克尔·杰克逊等人一起为非洲灾民举行了赈灾义演。那首著名的《天下一心》的流行，给了中国音乐人极大的刺激，台湾音乐人罗大佑等人立刻举办了献给世界和平年的《明天会更好》大型演唱会。刚刚起步的内地流行音乐界，正如80年代所有面向世界努力跻身国际大家庭的人们一样，也不甘落后举办了一场《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
崔健为此创作了《一无所有》参加演出排练，时任东方歌舞团团长的王昆审听之后立刻拍板让他上场。
演出让年轻人都“震了”，然而《一无所有》在当时的出现似乎显得超前，那种彪悍、直接、自我的表达方式，不仅许多领导、长辈表示批判、不满，就连他第一次带着这首歌到北京大学演出时，一向以“精英八千”著称的北大学子，也对他的演唱没有反应。1987年初，崔健又因为翻唱《南泥湾》而受到严厉批评。当年他被北京歌舞团“限期离职”。
但是随着《不是我不明白》、《一无所有》、《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等歌在演出中的不断露面，随着他的单曲在盒带中流向街头，随着他在北京几所大学的演出成功，崔健的音乐在年轻人的热烈回应中开始获得成功。他也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他第一张专辑的大部分作品如《花房姑娘》、《假行僧》等都产生于这一年。1988年1月，他成功地与ADO乐队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了自己的专场音乐会。激动的人群站起来又唱又跳，那场面是过去的音乐会中从未有过的。同年他在汉城奥运会全球现场广播中演唱了《一无所有》。崔健作为中国摇滚的一面旗帜，在那时已竖立起来了。
1989年3月，崔健的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面世，立刻在市场上引起轰动。崔健的崇拜者们从这些歌里听到渴望已久的声音，并将之作为精神支柱和寄托。同年4月、5月，该专辑陆续在香港和台湾发行，立刻在两地获得轰动。专辑充满民族个性的音乐、充满力量的对生命与现实的呐喊，撼动了所有歌迷的心。
乐评人黄燎原热情地写道：“崔健其实是中国当代第一个将流行音乐题材现代化的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反映了改革开放年代青年人的思考、想投入又无所适从的心态，《不是我不明白》带着欣喜又焦虑的心情迎接工业文明的到来，而《花房姑娘》、《一无所有》是新青年新价值观在爱情上的体现……崔健终于为我们为这个时代写出了我们和这个时代，也为我们拿镏金粉饰的当代歌坛带来了理想和正义的光芒。”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坚持对自我和现实的审视
“我当时就觉得血往上涌啊，激动得就想站起来，使劲地挥手，使劲地跟着他喊、跟着他跳，我周围的人全都是这样，好几个人泪流满面，声音都颤了，还扯着嗓子唱：我的泪水已不再是哭泣，我的微笑已不再是演戏，我的自由是属于天和地，我的勇气是属于我自己……”歌迷吕枫回忆起1990年1月崔健在工人体育场开的个人演唱会，至今仍觉得不可思议：“那时候就觉得怎么那么痛快啊，什么害羞啊含蓄啊都不想了，就觉得心里那些说不清的东西全都让崔健说出来了，就觉得什么都可以这样展现出来！”演出完了，歌迷们像游行一样从工体走到地铁站，一路大声地唱着《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唱着《花房姑娘》。吕枫说：“真没想到，就跟看了球咱们赢了似的，可是比赢球还激动，觉得我有什么就要自己表达，我也可以去干点啥！”
若是直接问崔健为什么会赢得那么多年轻歌迷的青睐，他多半会觉得这是个愚蠢的问题。他对人们把自己当成了一代人心声的代言人并无兴趣，也不理睬人们给他的作品附加和解读出众多的政治意义。
但他告诉记者自己的坚持：“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就是在谈论自我的东西，有些人算过我的专辑里的‘我’字，大概一张专辑里出现了150多个‘我’字。人们在传统的作品中很少谈论个人的情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谈论过多的‘我’好像是一种自私，甚至要‘忘我’，实际上‘我’不能谈太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道德教育或尊重他人的习惯。但是你要是不真实地对待自己，有可能长期的习惯就会导致别人、历史传统经验灌输给你的知识，让你认为自我没有价值。”坚持自我的个性，坚持独立的思考、表达，坚持对自身和现实的审视，这是崔健的音乐带给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但他并不赞成人们理解他的摇滚乐就是宣扬自我批判现实，他说：“我觉得摇滚乐离不开抗争自己，包括了自嘲、自我批判，同时包括了自我个性的宣扬，这些过程都走过以后，你会觉得那些客客气气含含蓄蓄的人，他们有些懦弱。笼统地谈摇滚乐的批判的话可能有点亵渎，因为批判不是谈出来的。”
从不迎合人们对他的想象，这才是崔健。从1990年开始，崔健以北京为出发点，开始了全国个人巡回演唱会，他在演出中与观众狂欢，却睥睨媒体与大众的热捧和挑衅：他拒绝英国BBC公司的跟拍：“你们又不了解我，怎么拍？”他推开歌迷的手：“我拒绝个人崇拜！”
也就是从1990年开始，他真正进入事业的巅峰时期。1993年，当他暂别北京的演出舞台时，中国的摇滚乐已成为被社会广泛正式承认的音乐。在他身后，一批中国摇滚音乐人成长起来。
时代影响
他的质疑他的批判 直指自我反省
2000年12月12日，因“其音乐借鉴了中国传统诗歌的表现形式，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紧密相联，表达了中国和世界青年的心声”，崔健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最佳成就奖。按惯例，一位当地作家应邀写下文字为获奖者进行点评，这位点评者就是与崔健同时代的王朔。
“对我这种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自己整个少年时代的人来说，还未成年就已失去了心肝，只是自己不知而已……我在一盘录得很差的带子里听到了崔健的《一无所有》和其他几首听似吱吱呜呜实则是在吼叫的歌。怎么说呢，他打破了一种错觉，揭露了一些真相，最重要的是他让我听到了一个人的心灵。原来人是有心灵的。”
王朔在《崔健印象》一文中的描述，写出了崔健对一代人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我想、有需要让自己感到自己有心灵，就听崔健的歌，仿佛自己的心灵存在于他的音符中，只有通过他的嗓子和他拨动琴弦的手指才能呈现出来，像烟只能通过火来点燃。”显然，不光是王朔，在很多人心目中，崔健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歌手，还是诗人，灵魂的歌者，带来启明的执灯使者。
乐评人金兆钧则认为，崔健所引起的巨大文化震撼力，源于他直截了当地对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革前期的文化批判主将们都带有强烈的救世主色彩，他们的言论能够激起的是人们对传统和现实的不满和批判，却难以真正触及人们的自我反省。人们把一切问题和弊病都归罪于历史和祖先，归罪于社会和政治，却没有自我解剖和内省的自觉。而崔健的音乐，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人的自我震撼，他促使人们首先去改变自己，而不是怨天尤人。这种态度恰恰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巨大的反响。”
除却这些文化上的高度，上世纪80年代崔健那些动听的歌曲，影响了大批年轻人走上音乐的道路，并自觉以继承音乐的民族性、坚持音乐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为原则。而今活跃于歌坛的中间人物许巍等，莫不受到崔健的极大影响。
光阴的故事
白色红星帽背后的23年
这不是印象中所熟悉的那个崔健：他配合地听任摄影师让他坐到这里那里的拍照安排，间歇还有化妆师拿着海绵过来：“崔老师，补补妆。”只有偶尔显得不自然和僵硬的动作，才标明这是那个不情愿被摆布的崔健。
48岁的崔健变得随和可亲，当记者们表达出这个意思时，他笑笑说：“这都是做导演磨的，太多的事让我抓耳挠腮了。”在过去，记者采访时多会小心翼翼，哪句话不对，老崔就来一句：“这是个粗俗(或者愚蠢)的问题。”
依然是在好友刘元开的CD咖啡，依然戴着那顶已洗得破边的白色红星棒球帽，崔健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不多，但几乎每一次都是这样的装束和安排。时光仿佛因他身上的倔强和坚持而凝固，却又依旧无情地往前飞驰。转瞬间，距离崔健唱出“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和“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已经23个年头。
1991年，他推出了第二张专辑《解决》，依然满堂彩。后来的《红旗下的蛋》(1994年)、《无能的力量》(1998年)、《给你一点颜色》(2005年)，他依然表达着自己对时代的观察与感受，但是逐渐地被批评为“放弃旋律、脱离群众、江郎才尽”。然而尽管大众和他现在的关系变得疏远，他的坚持却没法不让人尊敬，因为，“他是现今唯一能对时代发问并坚持尖锐警惕性的音乐家”。一位南方乐评人这样说。
他不愿谈以往，愿意讨论今天，比如摇滚乐的现状，他依旧会积极呼吁大家真心的关注，比如为什么没有人去剖析研究娱乐圈的幻象；比如真唱的重要性；比如他刚刚拍摄的电影《成都，我爱你》。
谈及摇滚，他依旧锋利，谈到新电影他却很温和，话语中很是回护制片方的想法。人们总以为崔健的电影又要愤怒地面对什么，他却说：“这是个命题作业，是对自己能力的测试。”
唯一不变的是他的坚持，他说：“做摇滚不一定就是站到主流的对立面，是你要坚持自己的过程中，有可能站到很多人的对立面，但是坚持并不是很辛苦的事，是很愉快，像是一个投资，一旦收益就有收获。”而他的坚持首先不是与社会对立的姿态，而是要跟自己对立起来，审视自己以改变社会的弊端：“易卜生(丹麦剧作家)有一句话非常有启发性：当你在指责一个社会的时候，你别忘了你是它的一部分。你要痛恨你自己，你为什么没有能力去改变它？所以我做每一个作品首先要审视自己：你为什么要那么懦弱？你是不是代表那些人？你恰恰就是。当你没能力改变现实的时候就会服从现实，我们都有过。要恨就先恨自己吧。”
这是他令人尊敬的对待社会与现实的态度，可惜他说，似乎没有很多人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