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孝德观念深入人心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名字，与时代特点密切相关，体现出孝德观念之深入人心。这是一个如《魏书·儒林传序》所言的“宇内分崩，群凶肆祸，生民不见俎豆之容，黔首唯睹戎马之迹，礼乐文章，扫地将尽”的时代。可是，就是在这股“礼乐文章，扫地将尽”的精神迷失大潮中，人们崇儒之心仍旧不减，故而《晋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均设有《儒林传》。唐长孺先生曾指出，许多名士由玄通释，礼玄双修转而为儒释兼综，成为当时“习见的问学途径”（《南朝高僧与儒学》，见《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拿三国以孝为字者甚众为例，这正是两汉魏晋“以孝治天下”的结果。魏晋为何独“以孝治天下”闻于后世呢？鲁迅先生曾言：“（魏晋）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位，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93页）。《北齐书·儒林传序》云：“虽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虑。”观以上搜罗举到的名字，可证其一二。陈寅恪先生在谈到六朝人名字中的“之”、“道”、“灵”字时，认为是“从其信仰以命名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见《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页）。若以此说观之，则魏晋南北朝人以“孝”字入名取字较之“之”、“道”等远为普遍，可见孝德广泛积淀在当时人民大众的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及潜意识之中，这便是人名中蕴含的伦理道德意味。
三、魏晋南北朝孝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通过考察魏晋南北朝“孝”字入名和取字的情况，可管窥魏晋南北朝的孝文化。魏晋南北朝是个在中国孝文化史册上书写下了独特一页的时期，创造了多个第一。
封建帝王第一个以“孝”字作为年号的是南朝刘宋孝武帝刘骏，年号“孝建”（454—456年），而历史上以“孝”字立年号的基本出现在这一时期，其后北魏孝明帝元诩年号“孝昌”（525—527年）、北魏北海王元颢年号“孝基”（529年）。
魏晋南北朝开启了历史上以“孝”字命地名的风尚。在今河南洛阳市西有条河，名叫“孝水”。《水经注》卷16称为“俞随水”，出廆山之阴，北流入谷水，又称“谷水”。相传西晋著名孝子王祥曾于此卧冰取鱼以奉母，因改名“孝水”，俗称王祥河。晋著名文学家潘岳《西征赋》云：“澡孝水而濯缨，嘉美名之在兹”。其中“孝水”即指此河。湖北孝感被誉为“孝子之乡”，东汉“董永卖身葬父感动七仙女”的传说、“黄香温衾扇席”、孙吴“孟宗哭竹生笋”的三大孝子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孝建元年（454年），孝武帝刘骏闻奏安陆郡孝子辈出，命从安陆郡划出土地分置“孝昌县”，以褒扬此地孝道之昌。五代后唐改孝昌为“孝感”，意指孝亲之情感动天地。而朝廷为嘉奖孝子的孝义、孝行，改其故里为“孝义里”、“孝行里”一类的记载频见于这一时期的正史，如“孝义里”见于《宋书·孝义传》之《贾恩传》、《余齐民传》；“孝行里”见于《南齐书·孝义传·王文殊传》。
正史上首先给孝子立传也是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从史书的成书时间看，最早立有《孝义传》的是梁沈约撰《宋书》，其后梁萧子显撰《南齐书》亦设《孝义传》，北齐魏收撰《魏书》名《孝感传》，在唐代官修和私修史书中，《晋书》立有《孝友传》；《南史》、《周书》、《隋书》均立《孝义传》；《梁书》、《陈书》、《北史》立有《孝行传》。翻检这些孝子传记，研析他们的孝义事迹，可清晰地把握魏晋南北朝孝观念的变衍——“生孝”与“死孝”仍是行孝的两大方面。拿“死孝”说，魏晋南北朝众多孝子在“死孝”方面的事迹，正合清以来学者们的见解，如赵翼《廿二史劄记》卷22说：“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而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则直言：“论古礼最重丧服，六朝人尤精此学，为后世所莫逮”。
的确，如论者所言：“姓名中蕴含伦理道德意味，并不能决定这个人的伦理道德水准”（何晓明《姓名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那些以“孝”字命名取字的人并不都成为孝子，但爬梳史籍，像魏晋南北朝如此集中、如此普遍以“孝”字入名取字的时代还不多见，说明当时乱世保持孝道不坠的社会时尚。近人余嘉锡曾对东晋南朝的孝道有过总结性的论述，其云：自中原云扰，五马南浮，虽王纲解纽，风教陵夷，而孝弟（悌）之行，独为朝野所重。……伦常赖以维系，道德由之不亡。故虽江左偏安，五朝递嬗，犹能支柱二百七十余年，不为胡羯所吞噬。至于京、洛沦陷，北俗腥膻，而索虏鲜卑，亦复用夏变夷。终乃鸱鴞革音，归我至化。（《世说新语笺疏·德行第一》“嘉锡案”，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1页）这段话，虽然未讲三国、西晋，但用来认识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孝文化也是适当的。(作者：吴成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