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王安忆在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杂志社做编辑，分配她联络的小学校中有一所上海实验小学，坐落在一条旧街上，这条嘈杂拥挤的小街却有优雅的名字：露香园路。
大约那时候，历史已悄然浮现，只是她浑然不觉。此后，80年代初，王安忆心生好奇，毫无来由地想要去了解自己所居住的这座城市。她跑到上海图书馆和徐家汇藏书楼查阅书刊，面对泛出历史陈迹的故纸堆，却感到无从下手。直到某一天，她看见关于露香园的记载，恍若混沌的暗夜照进来一丝光亮，心里顿时有了着落。“这掌故有一种奇异的吸引力，它潜伏在记忆深处，偶尔地会出现一下，好像要走近我，其实呢，更可能是我走近它。直到两年前有一日，我在书桌前坐下，计划要写一部长篇，我与它的关系这才决定下来。”王安忆这么解释她的新作《天香》（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有些遥远的由来。
在《天香》里，王安忆首次涉及明清题材。从明嘉靖三十八年一直写到历史大人物徐光启、董其昌、海瑞等，再至明朝灭亡。这一回，王安忆完全脱离了个人经历的时代和经验，一直追溯到明代的上海，所写的仍然是上海的市井生活。从《骄傲的皮匠》、《富萍》这样富有生活经验的写作到完全依赖于想象，王安忆会遭遇怎样的挑战？
“《天香》其实也是为上海传统手艺‘顾绣’立别传。除了虚构的故事和人物，历史背景和地理风貌在很大程度上还原到当时的情况，那些亲切的地名比如方浜、肇嘉浜、七宝、南翔等，至今还是上海标志性地点。”王安忆说，《天香》始于申家造天香园，终于明朝灭亡，而最后留下一门令世人惊艳的手艺——申绣或称顾绣。绣本是从民间来，经诗书熏染，成为精致成熟的高雅艺术，然后又流向民间。王安忆在《天香》中所做的，便是将这条线索充实，还原成生活的状态。
小说从天香园开始，折射了明朝时期上海、甚至整个中国的面貌。固然是虚构，却是在假定的真实性下发生，对于王安忆这样的写实派，尤其注意尊重现实的限制。她画了一张地图，按地方志上的材料将些街名巷名排列上去，感觉明代的街巷很少，不太够用。王安忆又根据日本朋友送她的上海地图，虚拟了一些街道，呈现出水网密布、沿河设市的明代上海。至于众多出场的人物，王安忆自有轻重缓急。“从某种方面讲，天香园里的申家男人没有太大上进心，如果没有他们这样的性格，那些女性也不会崛起。在我的小说里，故事的行进就是男主角不断退场的过程。为了把故事聚集在女人身上，我必须把这大宅子的男人慢慢打发掉。”那么多人物的身世、性格、命运，一切都在小说家的调派之下。可是她必须遵守规则，“有些像做游戏，可一旦投入其中，是要比游戏严肃得多，因为处处都是人，那是不可随便轻慢的。”王安忆说，写小说的趣味恰恰就在这里。
《收获》杂志刊发了《天香》之后，王安忆听到最多的反馈是，这部新长篇具有《红楼梦》的大气象。像一部关于明朝上海的百科全书，园林建筑、纺织、美食、刺绣、书画、民俗以及木匠、漆工等诸多手艺人先后登场，王安忆在《天香》里打通了各种艺术门类之间的脉络。究其实，也是与小说的主旨有关。王安忆认为，绣能够上市交易，和时代有关。明朝是手工艺发达的时代，出现了很多手艺人，《天工开物》就是在明代完成的，这一大的环境似乎也在为绣的出现做准备。
虽然王安忆曾表达过写作是为了心灵的需要，但《天香》的趣味性跃然纸上，如一条看不见的小溪慢慢渗入干涸的土地，她用细腻沉缓的笔触安抚住浮躁的情绪，使读者在耐心沉静的阅读中进入她的天香园的故事。王安忆说：“写《长恨歌》时，我已经开始注重叙述的趣味性，至少想要这么做。上世纪90年代初的写作，那时还年轻，喜欢实验性的写作，喜欢炫技，好像怎么样难倒读者是我的任务一样。”小说就是讲故事。王安忆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审美取向和故事讲述中并非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风格。不能在戏剧性上有大的起伏，就在细节和语言上下功夫。王安忆毫不讳言《天香》对自己的挑战性：“离我那么远，都是无中生有的人，一开始蛮茫然。那我就写性格，任何时代人物性格差不多。这么一想就踏实了。《天香》所要描写的，和我自己生活经历很远，所以我落笔很慎重，尽量不让自己受挫，受挫就等于劳动白费，自信心会下降。”
大约是因为都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落笔又关乎这世俗众象，有意无意间，王安忆的名字总与张爱玲联在一起被评论一番。改编过张爱玲《金锁记》的王安忆，对于张爱玲的理解应该是最独特最切近的。“张爱玲小说中我以为最有劲道的东西就是世俗。我以为世俗性其实也是人性，不是知识分子的人性，是大众的人性。”她认为，中国恐怕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那么市民气，而且这个市民阶层是比较成熟的。之所以写《天香》，也是在梳理上海市民阶层的起源与形成过程。“小说不是诗词赋，而是曲，它表现的是俗情。天香园就是一个乐园，人间天堂似的，园中人的雅趣里，其实就是俗情。”王安忆说，就作家的命运来讲，真正的作家不仅靠感性支撑，还需要理性。小说不能太深刻——当然需要深刻的思想，也需要对日常生活的兴趣，她的小说，正是世俗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