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以前，西方人对中国所知甚少。直到忽必烈的骑兵横扫欧洲大陆时，他们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13、14世纪之交马可・波罗的历险，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但那只是个别人的行为。官方行为约两个半世纪后，即1583年才获明代万历皇帝的准许。
传教士翻译“四书五经”
最初，西方传教士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向非基督教国家输出教义，同时从对象国获取信息和情报。这就形成了欧洲人对中国发生兴趣的初潮。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国都派出传教士来中国。其中最成功的当属天主教大本营梵蒂冈派出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
利玛窦于1582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采取聪明的策略，首先融入中国的社会生活。经过19年的苦心经营，上上下下结交了许多士大夫（包括当时最大的学者徐光启）甚至京都要员，终于在1601年见到了中国皇帝（万历朱翊钧）。最后他死在中国，生前留下了《利玛窦札记》。他的墓直到现在仍在北京。利玛窦是个很有眼光的传教士，他的工夫并没有完全用在公关上，而用在对中国国情首先是对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的研究上。1593年他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的主要部分用拉丁语翻译了出来，呈送给梵蒂冈教皇。
利玛窦的继任者金尼阁（比利时人）不久也把“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翻译成拉丁文，并在杭州刊印出来。这是中国古籍最早的西文译本。
继利马窦之后值得一提的先驱人物是德国人汤若望（1591―1666）。于而立之年随金尼阁传教团来中国的他将伽利略的《远镜说》译成中文，并以北京建国门旁的古观象台为基地，培养中国天文学家，并修订中国历法，编制出迄今仍为我国编制农历基础的《西洋新法历书》呈献朝廷。
初期传教士都把翻译经典作为重要任务，但完善的译本过了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才出现，那已经是清代的早期和中期了。其中“四书”的完整拉丁文全译者是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1651―1729）。他在前人的基础上经过20余年的努力，于1711年在布拉格大学刊印了他的“四书”全译本和介绍中国其他古代思想家的《中国哲学》一书。“五经”的拉丁文全译本则是由好几位传教士如法国的白晋、刘应、马若索和雷孝思等人完成的。
哲学家唱响“中国风”
“中国风”的高潮形成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中叶。其中哲学家唱出了最高音。被狄德罗称之为“德国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莱布尼茨（1646－1716），他从21岁起就对中国进行孜孜不倦的研究，直到老死也没有停止过。其《中国近事》一书相当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态度。
在他看来，中国与欧洲正好代表了世界的两极。两地相较，可以说各有长短，无分轩轾：欧洲人长于思考，而中国人善于观察。他列举了一系列欧洲人最引以自豪的几个方面。这时他话锋一转，说：“然而有谁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
他认为，“人类最大的恶源自人类本身”，以至“人与人相互为狼”，这是最大的愚蠢。谁来匡正它呢？他认为唯有中国！因为“中国人较之其他的民族无疑是具有良好规范的民族”。他认为中国人尊敬长辈和老人；中国的等级观念不像欧洲那么森严，比如农民与仆人之间平等相待，相敬如宾，完全可以与欧洲贵族的所有社交礼仪相媲美。
莱布尼茨的弟子沃尔夫（1679-1754）也是中国谜。他发表文章，四处演讲，因此而受到普鲁士国王的“绞刑”威胁，从而丢了饭碗。沃尔夫把他的观点又传给其学生康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