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的旅馆在一条叫“豆子街”的尽头，几乎挨着海军部，对一个去圣·彼得堡的旅游者来说这是个绝好的驻足地点，左边是青铜骑士雕像和伊萨克大教堂，右边是冬宫，前边是涅瓦河，后边是涅瓦大街的起点，全是赫赫有名的景点，真是难得。隔窗一看，对面是一排办公楼和公寓楼，不算高，也就是五六层，建筑风格很古雅，是老房子。临街的墙上镶挂着六七块长方形的白大理石板，走近细看，原来是纪念标志，纪念一批名人先后在此居住过。
这些纪念牌比比皆是，几乎全是纪念文化名人的，有特别震撼的力量。
俄罗斯人对文化名人的崇拜是有传统的。文化名人的地位极其崇高，压倒一切，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和文化名人相比。另一个突出的体现是在俄罗斯人的墓地。圣·彼得堡东南角有一座教堂，叫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其主门两侧是两块墓地，左侧是十八世纪名人墓地，右侧是艺术家墓地。现在这两块墓地有了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城市雕刻艺术博物馆”。在十八世纪名人墓地中埋葬着各类显赫一时的人物，包括政治家和有权势者，但最好的陵墓雕刻还是献给了文化名人，非常醒目，很突出，一眼就能识别出来，如罗蒙洛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兰斯卡娅(普希金太太)等。最好看的是城市雕刻艺术博物馆里的艺术家墓地，占据了最好的地段，大树参天，极其幽静，每个墓地都布置得很宽松，陵墓总体分布也比较稀疏，一点也不拥挤，雕刻却一个赛着一个有个性，别致而生动，竟然没有找到一个社会活动家的陵墓掺入其中，全部是大文人的，选择极其严格，名字都如雷贯耳，像格林卡、穆索尔斯基、柴可夫斯基、契尔卡索夫等等。这种传统并没有随着政权的更替有丝毫的减弱，一直坚持着，令人刮目相看，非常钦佩。
转过“豆子街”，走上“小海街”，一抬头，发现头上一块大牌子，是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白夜》在此写成。再走两步，一个当代的小餐馆干脆就叫“白夜餐厅”。再走几步，一抬头，一块纪念柴可夫斯基的大牌子又在眼前，而且上面写着，柴可夫斯基晚年是在此公寓中生活的，直至去世。我当时就很激动，站住，看半天，还照了相。以后，每次经过，总要停下来看看，心中充满了敬意，宛如朝圣一般。
后来，我发现圣·彼得堡的文化名人纪念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每块牌上都有传主的浮雕侧面像，绝大多数是铜的，镶在大理石底板上，相当精制，可见挂这种纪念牌是有很高的规格要求的，似乎比伦敦和巴黎的同类文化名人纪念牌都来得讲究一些。
牌上除了铜浮雕像以外，说明词也多一些，大半是说传主是哪方面的专家，何时在此居住，在此有何突出的成就和贡献，这种记述往往引出许多相关的记忆和联想，也往往因熟悉而感到亲切，因亲切而感到激动。
在挂牌子的地方，目前的住户和用途已和传主毫无关系，仅仅是一种纪念和记忆，该怎么住还怎么住，该怎么用还怎么用，并不都会恢复成相关人的故居纪念馆。
这个办法不错。这种方法比较节约，不会因为纪念文化名人而腾空许多房屋，也不会把目前的住户赶走，没有扰民的顾虑。只是有一种保护文物的目的，那些房子是不可以拆除的，也不得任意改动，颇有一举两得之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然而，这一招的功效是了不得的，它们营造的那种文化氛围，那种激动人心的文人崇拜，那种对文化名人永恒的尊重，给人们带来的惊喜和兴奋是不可估量的。对本国人，尤其是对儿童和年轻人是绝好的爱国主义教材，每当他们路过这些纪念牌时，会马上联想到课本上讲的那些先哲们的事迹，于是立刻兴奋起来，噢，原来他在这儿！一种油然而生的民族自豪感便会升腾起来，没有说教，没有灌输，一切都在自然而然之中，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妙在这种牌子很多很多，一会碰见一个，会把那惊讶、那兴奋、那激动“一惊一乍”地推向高潮，造成一种神奇的判断价值，形成一种精神力量，这就叫人文素质吧。
这种人文标志，对外国人是一种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共享和交流，对城市是一种文化身份和历史进程的象征。一句话，人文标志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综合软实力的硬指标，是个好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