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力量的根源
孔子成功的“人生三根本”：备尝沧桑、阅历天下和学贯根本。
至此，我们就可以分析孔子及其思想生命力的历史依据，也就是分析这种生命力从“由何凝聚”到“何由再生”了。一个生前并不总是得意的人物，为何历经两千余年还以其思想泽及后世？历代统治者和士人，在治理国家和处理事务，建设文化和培养人格的时候，为何总是忘不了他？他被人利用，难道他就没有被利用的价值，甚至使利用者增加一些文化软实力？历史虽然有时很搞笑，但从长远的时段来说，历史总是严肃的，总是回顾它值得回顾的人物，珍惜它应该珍惜的遗产。
这就是说，历史造就了它的思想巨人，思想巨人的根也深深地扎在丰厚的历史土壤之中。我们的还原研究，实质上，就是有根基的研究，而不是拔根研究。有强大的根系，才有一棵大树的强大生命。我们应从这个维度上解读孔子思想的强大生命力。这个思想巨人的生命过程和生命形态有三点值得注意，或者说，这就是孔子成功的“人生三根本”：
（一）备尝沧桑 他出身贫且贱，虽然他的祖宗血脉可以上溯到殷商部族和宋国贵族，但他的家族流亡到宋国，已经超过了五代。父亲叔梁纥是鲁国小邑的大夫，更像一个勇武多力、冲锋陷阵的武士，在孔子三岁时就死了。因此孔子成了大名之后，还不忘本，听到子贡称他“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就坦诚地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从社会底层走出来，在鲁国季氏家族当过会计、管牲畜的小吏，流亡到齐国，又当了高昭子家臣，一切都从基层做起，一直做到一等封国，即周公之国鲁国的治理大臣。这种卑贱者的人生奇迹，使他有机会接触、亲历、考察社会的各个阶层，洞察了形形色色社会人物的深层心理。
（二）阅历天下 孔子于鲁定公时代参与鲁国国政之后，从五十五岁离鲁赴卫，开始他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列国周游。其间去卫适陈，遭遇匡人围困；过蒲返卫，其后游历于曹、宋、陈、郑、蔡、楚诸国之间。于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遭遇宋司马桓魋欲拔其树、害其身之难；陈蔡之厄，被围困而绝粮七日，还是讲诵弦歌不衰。孔子从五十五到六十八岁，率领着一个士君子学术群体，不辞艰难险阻，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奔波在黄河、淮河间的原野上，习礼作乐，偶遇、交接、会见野人、隐者、狂者、官员、国君诸色人等，接触社会的方方面面，国际的升升沉沉，思考着行道的可能、民众的动向、各国的状态、人文的命运。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影响深远的“文化长征”，将儒家文化播洒到中原腹地和中原边缘的土地上，又从中原腹地和中原边缘的土地上汲取多样性的文化因素。
（三）学贯根本 孔子是一个学习型的伟大智者。他天性好礼，不耻下问，学无常师。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乃是《论语》天字第一号的反问。一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乃是孔子通行天下的信条。学习，是孔子给中华民族的第一遗训。
孔子问学，逐渐形成四个维度：
一是故土鲁国的经验和文献，对于“每事问”的孔子而言，自不必说。二是远赴洛阳向老子问礼，以及考察周室的典章制度。三是到杞、宋等国进行田野调查，考察夏商的文化遗存。四是问学不避夷狄，觉察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二十八岁即向郯子请问黄帝、炎帝、共工、太皞、少皞之礼。这就是孔子的“问学四维度”，其知识触角涉及中国文化的中心与边缘、古老与当今，形成了一种包罗万象、多元互动的文化观和知识结构。就从“四维度”本身来说，它就是一种大眼光、大智慧，就是对文化之为文化的一种能够把握本质的理解和了悟。
基于这种文化理解和文化了悟，以及孔子经历社会的底层到上层纵深度，周游列国的空间广阔度，晚年孔子回到鲁国之后，除了与鲁公论政，与弟子门人论学之外，将自己对历史、社会、文化的大彻大悟用于《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的整理。在此六经序列中，《诗》、《书》、《礼》、《乐》，是孔子与弟子论学早就采用的教材，他晚年归鲁后的主要精力用在《易》、《春秋》的研究和整理。治《易》以“究天人之际”，作《春秋》以“通古今之变”，从而在本质意义上增加了整个六经的思想深度和历史底蕴。六经是孔子一生精力所系，有孔子，才编成六经；有六经，才实现了孔子。孔子六经，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套融汇了儒学道统和义理、因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性格和进程的文献集成。
从上述孔子的“人生三根本”、“问学四维度”中，我们不难领会到，孔子是洞悉历史奥秘、社会实情和人心隐微的，因而能够从历史变异、社会危机和人性缺陷处，采取反归纳的思维方式，提出一整套疗治宿疾沉疴的富有应对力量的拯救性的理念和方法。一旦看透了当时中国人好走极端，他就提出中庸的思想方法；如若痛感了当时政治上暴力横行，他就提出仁的理念和原则；何况亲历了当时社会上礼坏乐崩，他就构建严格的礼学体系。尽管这些理论建构在当时难以施行，但他还要“知其不可而为之”，为之，是一种历史责任，其中有值得为之的崇高或神圣的宗旨所在；不可为，乃是历史的时机没有具备，只能在不可之中求可，为人的意志做一个可以昭示后代的证明。这就使孔子成了春秋末年出以君子风度的社会透视者和文明批判者，由于他对社会反面的东西痛心疾首，又采取反归纳法的思维方式，反反得正，他的许多言说反而是从正面立论者居多。
由于孔子的许多关键性的思想理念，是在针对社会、历史和人性的失范和缺陷，采取反归纳法而达成的，因而当这些失范重现，或者缺陷犹存的时候，孔子思想的拯救功能和力量，就会重新恢复和激活。由此不难明白，孔子思想是深刻地切入古老中国国情的思想，对国情的不断反馈和拯救，使它的生命力长久不衰。理论与国情之间难分难舍、不依不饶的张力关系，就是二千年来孔子思想不断被召唤到文化舞台的中心的一个基本原因。这一点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历代统治者的利用，利用的成分是有的，但利用也得有利用的根据，利用的必要，恰如孔子所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子思想作为古代社会二千余年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圣人时期”的许多文化政策，都可取来作证。
然而，当中国社会开始现代性转型的时候，为何又出现儒学贬值的“失圣人时期”呢？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鲁迅戏译为“摩登圣人”，为何不“摩登”了呢？这是因为新文化先驱在输入学理、重估价值、再造文明的时候，以激进的姿态论证自身的合法性之时，对固有传统产生了强烈的排异功能。新的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在排异中运转，必然导致被排异的对象一时脱离文化生命运行机制，供血不足，出现“脱屑效应”，形成所谓废物沉积的变异。而且在文化封闭的状态中，过去的涂饰层层剥落，早已有废物沉积，新旧沉积浑成一堆泥巴。这说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不能采取封闭式的发展，也不能采取拔根式的发展。它应该贯通古今，融合中西，激活多元文化要素的活力，包括孔子那些符合中国国情、维系中国文化命脉、只要经过现代阐释、即可焕发活力的重要理念和智慧形式，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建构我们现代大国博大精深而又充满活力的文化创新体系。这里又用得上老子的一句名言：“反者道之动。”我们前面反复论证的孔子深入历史、现实、人性的脉络，对其深层的缺陷、危机和阴影，采取反反得正的反归纳法的思维方式，也应得到高度重视和深度激活，使之转化为一种富有现代功能的思维方式。
演讲者小传：
杨义 广东电白县人。澳门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在海内外出有学术著作40余种，2011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诸子还原”四书《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和《韩非子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