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敦煌，机缘巧合
世事难料，到毕业分配时，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
出于心疼女儿，樊锦诗的父亲给北京大学写了厚厚一封信请求改派，要女儿转交给学校领导。然而这封信却永远没有交上去。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每个人身上都有强烈的建设国家的主人翁精神。他们喜欢将国家和自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任何时刻都没有在当时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深远。
樊锦诗正是如此，毕业前已经向学校表态，会服从毕业分配，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父亲的信如果交上去等于说话不算话，这让樊锦诗觉得非常不妥。
让她安心去敦煌的还有学校的一个承诺：等过几年再有毕业生，就把她调回来，还是可以跟结婚的对象在一起。等真正结婚的时候，她很希望学校兑现承诺，然而却事与愿违，因为恰恰赶上了文革。
1967年，樊锦诗与大学同学彭金章结婚，一个在敦煌研究院，一个在武汉大学，这对夫妻开始了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
说起爱人，樊锦诗满满都是感动，“如果爱人不支持，我早就离开了,我还没有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如果当时他说你不来武汉我们就掰了，那我肯定跟着他去武汉，但是他没有这么说，我就变得越来越‘放肆’了”。这样好脾气的男人，用樊锦诗的话来说，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
除了爱人的支持，敦煌各位老先生的精神也让她坚定了留在敦煌的选择。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第二任院长段文杰，他们在国内外学术界都颇有地位，却都为了保护敦煌艺术，心甘情愿过着西北农牧民一样的生活。他们能做到，樊锦诗坚信自己也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