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晨报：高考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更难解决？
许纪霖：也没想象的那么难，关键是要加强制度监督。权力令人腐败，绝对权力令人绝对腐败，面对这样的情况，仅有行政监督是不够的，还要有权力制衡、舆论监督等。此外，我在很多文章中谈到了风气，因为风气也很重要，制度要靠人来执行，制度变了，未必一切都好。在民国时期，各大学也没制度，但风气好，读书人相对持正，那时如果出现了抄袭、学术腐败等，会被人看不起，可惜这个风气后来被切掉了。
戾气会加剧社会冲突
北京晨报：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不少学者戾气越来越重，这与风气被切掉是否有关系？
许纪霖：戾气的产生，主要与制度环境息息相关，我认为，戾气重有三个原因。首先，学者不论左右，有压抑感，他们想畅所欲言却无客观环境，便用发泄和极端方式来表达。第二，与媒体有关，媒体传播有一套资本逻辑，比如如何吸引眼球，如何引起注意等，一些学者为了容易上版面，为了引起注意，故意把话说得很极端，这是资本逻辑操纵的结果。第三，是风气使然。总之，理性的声音太容易被淹没，但戾气横行，会加剧冲突，加剧紧张感。
北京晨报：改革开放初期，不少人曾以为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很多矛盾会迎刃而解，但实践中并非如此，这是为什么？
许纪霖：市场化也分很多种，有好的市场化，也有坏的市场化，当不受约束的权力与贪婪的资本结合在一起，就会出现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最坏的市场化”。对此，个人很容易产生无力感，一方面，会不满、抱怨甚至仇恨，但另一方面，却拼命适应规则，拼命想把别人挤下去，自己挤上来。这就造成了人格的分裂，所做的都是自己最讨厌的事。
能抵抗多少算多少
北京晨报：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个体难免迷茫，既然大环境暂时难以改变，现今的年轻人究竟该怎么办？
许纪霖：现实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很多问题是制度造成的，而制度改善要靠具体的人来推动，作为个体，应有抵抗意识，能抵抗多少算多少。有些抵抗本不需付出很大代价，但很多人却放弃了。付出太大代价去抵抗，不应该提倡，可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又做了多少呢？我想，每个读书人，多少有一点可控的空间，那么，就从这些空间开始吧。
北京晨报：回想上世纪80年代，今天读书人确实太沉默了。
许纪霖：上世纪80年代更多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与人们的信念相关，今天信念淡化了，更多是利益冲突。在今天，每个人都在计算着利益，一个普通老太太都会为个人利益而奋斗。所以，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不再是所谓的保守派，而是既得利益集团。既然是利益冲突，就只能通过博弈来解决，在一个利益驱动型社会中，博弈既可能在制度框架内完成，也可能走向暴力博弈。
走向明天靠法治
北京晨报：如何才能避免后一种博弈的出现呢？
许纪霖：制度总有惯性，不遇到危机是不会改的，至于将来如何改，要看对危机认识的程度，此外还要看解决危机的能力。当大家都看到危机时，最危险的情况是用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即掩盖危机，这会进一步加剧各方的分歧。
北京晨报：换言之，我们不应被“中国模式”所陶醉？
许纪霖：“中国模式”创造了经济奇迹，但长远代价是什么？付出的代价多大？如果看不到这些，就很难去评估它。
北京晨报：许多学者担心，我们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改变的时机，您怎么看？
许纪霖：任何时候改变都不晚，但要改到要害处，在今天，关键应解决法治问题，实现法治社会，让大家按规矩办，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不能在法治上开倒车。（陈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