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1957年出生于上海，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的研究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
《读书人站起来》，踌躇再三，许纪霖先生的新书最终选择了这个名字，因为，“它挺有趣”。
太多的人，正在趴下去，在无可逃避处，随手可拾的，是漫无边际的沉默与服从。历史将如何记录下今天呢？是“说不”式的反智，是“做鬼也幸福”式的冷酷，是熊猫战争式的无聊，还是“尽献苍生”式的无耻？
这是一个考验读书人的时代，坚持与放弃、尊严与虚无、崇高与投机、真诚与谄媚……它们交织着，纠结着，难分彼此。
万籁俱寂，万木扶疏。
是啊，太需要有人站起来，坚定地说出内心的声音。于是，无法不感动于许纪霖先生这些年来的坚持，无法不感动于他的叮咛与教诲。因为，那其中分明有一份超越当下的豁达，有一份对未来的坚定信念：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阴翳终将散去，常识终将普照。
这是一本有情怀的书，仿佛雪地上的脚印，即令少，也足以证明我们曾经来过，也足以为明天留下可能：读书人站起来，这世界总有希望。
读书人为什么要趴下去
北京晨报：您的新书为什么要以《读书人站起来》为题？
许纪霖：我有两个身份，一是学者，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一是公共知识分子，在媒体上写评论，接受专访，表达对公共问题的看法。每隔几年，都会将这样的文章汇集起来，出一本书，这是第四本了。《读书人站起来》是本书中的一篇文章，去年摩罗出版了《中国站起来》，引起较大争议，我认为，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抽象的中国站起来，而是具体的人站起来，具体的某个社会群体站起来。今天许多读书人都趴下了，应该站起来。
北京晨报：读书人为什么会趴下去呢？
许纪霖：所谓读书人，古代叫士，他们虽然受到权力的压制，但总体上还能站着；现代则叫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反右、“文革”等运动，他们不能不趴下。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们曾有过春天，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呼声中，一度扬眉吐气。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他们又逐步边缘化，甚至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但我更关注的，是一些读书人被收买后，主动趴了下去。随着国家加大对学术机构的投入，许多读书人看到体制中有利可图，便丧失了独立性，转向追名逐利，精神上因猥琐而彻底倒了下来。
高考有荒谬的合理性
北京晨报：读书人趴下去，与高考制度是否也有关系？
许纪霖：是的。在这本书中，我也写了许多对高考制度的反思。对于高考制度，大家都不太满意，学生、家长、教师、校长乃至教育主管部门都在抱怨，可大家都有意见，却为什么改不了呢？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迫不得已的荒谬，如果改变它，最大的阻力反而会来自底层。
北京晨报：为什么？
许纪霖：因为与其他领域的制度相比，高考相对公平，更难腐败，也更难做手脚。试想，如果我们采取西方大学的“面试+综合考评”的办法，结果会如何？制度环境差会带来整体腐败，什么都信不过，则更加依赖于高考，毕竟它给了底层向上流动的一个机会，让大家觉得还有出头之日。从这个意义上看，高考具有维持稳定的作用，然而，从教育本身来看，高考与培养人才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它给教育的伤害是巨大的，因为高考是指挥棒，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就在围着这个指挥棒转了。
改变应从根本做起
北京晨报：高考伤害教育，却又维系了社会公平，这该怎么改？
许纪霖：高考并不完全是教育的需要，而是全社会的需要，所以不能只靠教育部门来解决，关键是要克服普遍腐败的状况，今天一些人对官员、商人信心不足，对大学更是不放心，除了高考外，他们找不到其他可靠的东西，高考要改革，应首先改变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