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文学评论怎样被诟病或不被人待见，也无论这个行当在当下多么惨淡地经营，我看到的情况是，还是有人、特别是年轻人仍然飞蛾扑火般地投身其间，仅此一点，文学评论的价值就还在不断地被证明——文学评论没有、当然也不会死亡。我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过，判断文学评论究竟发生了什么，应该像判断文学创作一样，要看它的高端成就。只有高端成就，才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评价文学评论当然也应如此。当下文学评论的主要力量集中在高校，高校庞大的文学研究和教学力量，决定了它培养文学评论后备力量的生产能力，它的供求关系虽然已经失调，但丰厚的人才资源储备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梁海工作在高校，她出身于古典文学专业，但从事的却是当代文学批评。这个情况似乎匪夷所思——高校文学专业历来厚古薄今，当代文学不大被作为“学问”对待，梁海却偏偏对当代文学情有独钟，在一些人看来，这是明珠暗投令人惋惜之举。当然这是一个偏见。事实上，学古典文学的人来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先天的优势自不待言，深厚的国学功底会使当代文学研究更见功力。梁海的文学评论在这方面已初露端倪。她的这部命名为《小说的建筑》的评论集，从美学、作家论和思潮现象不同的角度，对她视野所及的当下小说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评论。这些文字不仅显示了梁海的知识背景，同时更从不同的方面显示了她作为新一代批评家的立场、姿态和眼光。
梁海作为年轻的批评家，本来应该更前卫，并通过前卫的姿态表达自己的“新锐”，然后再慢慢地学会守成或沉稳，80年代走过来的批评家大都是这样的路数。但是，梁海也许是学习古典文学的缘故，她不是靠语出惊人引来诧异的目光，而是凭借对文学内在规律的理解表达对文学的看法。比如她谈论文学批评的美学品格时说：“批评的生命力在于批评家善于发现美的力量，于此同时显现批评家的灵感、灵魂和智慧，以及积极地参与美的创造的自觉意识。只有这样，我们也许才能真的远离甚嚣尘上的商业、消费主义侵袭，不为市场经济规律所收编和腐蚀，在一个社会价值体系普遍混杂的时期，保持文学批评自身的独立性，倡导一个属于文学的审美标准，重建我们今天文学批评的秩序、理想机制和良好的生态与形态，让我们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一道，凭借美的力量一同达到美的境界。”发现美的力量，达到美的境界，这样的批评语言好像很久没有人提及。在很多人看来，这些老掉牙的“陈词滥调”是不值一提的。但梁海却敢于坚持这个看似常识却正确无比的观点。事实上，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些时候“守成”比“激进”还要需要勇气，还要困难。“激进”容易获得掌声，“守成”的命运大体都要背负骂名。年轻的梁海敢于如此实属不易。
当然，梁海对当下的文学批评也不是没有看法，她在《学院批评的原创品格》中说：“文学批评为何被斥为失语？我认为，除了来自社会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外在因素之外，就文学批评自身而言，归根结底就在于一种原创力的丧失。”“批评与创作一样，最能震撼人心、最具鲜活生命力的部分恰恰在于以厚实的人文积淀、丰富的艺术经验、细腻的情感、清醒的洞察力和审美判断力为基石的原创力。”她援引法郎士的话说：“批评是灵魂在杰作里的冒险。”批评需要原创性，这一看法无疑是极其正确的。多年来，我们的文学批评究竟有多少原创的东西，也确实值得我们检讨或反省。但是，这个原创性又与普遍性有联系。多年来我们对中国文学怎样走向世界的问题一直难以释然，一直耿耿于怀。但在梁海看来：“21世纪与20世纪一样，所面临的同样是人的问题。我们怎样努力地写好人的存在状态和呈现其内心的精神依据，并显示一个作家所独具的艺术个性，显然是文学的根本问题。”在这个角度看问题，原创性又有普遍性作为前提。这些看法都显示了梁海很好的理论修养和建设的文学批评意识。另一方面，是梁海分析评价具体作家作品时体现出的眼光，她对苏童、阿来等人的评论，都给人新的启发；她对格非、张学昕等批评家的评论的评论，也多有创见。比如她说：“阅读《南方现象的诗学》，在苏童的小说和张学昕的双重文本之中，我深深感到才情不仅是风花雪月，不仅是亭台楼阁，才情原来可以如此厚重和深沉，它能生发出一种品质，一种精神，一种在文学式微的时代对文学的敬畏，以及对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坚守和执著。当人们早已习惯了在宏大叙事下的喧嚣，习惯于在西方文学理论思潮的笼罩下，亦步亦趋地临摹的时候，或许，这种来自心灵的才情的流动、凝结与升华，恰恰体现出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文学研究与批评弥足珍贵的质地和存在的理由。”这是知人论世感同身受的再批评。我相信被批评的对象会欣然接受梁海的这些看法。
这是一个纷乱混杂的时代。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建设的文学批评非常重要。当然，建设并不意味着“护短”或做“好好先生”。批评和肯定都意味着建设，关键是我们的动机。在我看来，梁海作为年轻一代的批评家，她最可宝贵的品格就是文学批评的建设意识。
(《小说的建筑》梁海/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