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在文化上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这是一次具有文化启蒙性质的社会文化思潮。它的出现，既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多元化、文化多样性及文明对话的国际思潮，也反映了中国对和平发展、民族复兴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但是，在越是这种言必称国学的时候，越需要了解国学的内涵和外延，认识国学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唯有真正了解和认识国学的价值和意义，才能使国学在当今人类发挥其应有的启迪作用，而不至使国学热流于形式，甚至把国学变成捞取名利的工具。
国学及国学热的兴起
所谓国学，应指中国几千年来积累起来的传统文化，是关于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学术文化总体。其所包含的内容，实为中国所特有，或在中国的地理环境、语言环境，乃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特定条件下所形成的，在中国文化母体中孕育、产生、演变、发展的学问总体或总和。就其外延说，它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学问总体。中国古代把这个学问总体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明清以后，又按着学科的性质，把这个总体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经世之学、科技之学等等。实际上，这还不足以完全囊括国学的范围和内容，特别是随着社会的进化和文化的发展，国学不断融进新的内容和新的文化传统。这里面应该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中亦包括外来的优秀文化。这些外来的优秀文化，只有被我们充分吸收和充分消化之后，才能真正成为新的国学。
正因为国学指称的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学问总体和总合，其中也就必然含有精华和糟粕。我们以前用了很大的力气去辨别精华和糟粕，结果还是搞不清，走了许多弯路，甚至把二者颠倒，即把精华当糟粕，或把糟粕当精华。尤其在十年“文革”中，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国学或中国传统文化被一概打倒，导致在中国历史上从未中断的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却在十年浩劫中发生断裂，其后果甚至使几代人失去了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这是一个极为沉痛的历史教训。文革的极“左”思潮和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影响仍不能低估，有些人仍视国学为洪水猛兽，盲目地加以排斥，谓国学抗拒进步，抗拒科学民主。因此主张要把国学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种现象的存在，可知国学非热而实冷。另一种与上述现象相反的情况是国学热的虚火。有些人利用人们对国学的热情和判断力不足，在传媒上一哄而起，把国学吹得神乎其神，甚至以国学的名义兜售假、冒、伪、劣的文化产品和文化糟粕。如在一些人看来，《周易》就是算卦的工具，道教经典就是祈福和养生秘笈，甚至把佛教当作超生死得解脱和轮回转世的指路明灯。遂使民间求神问卜、烧香许愿、祈福求丹、扶乩决疑等国学糟粕大行其道，严重影响国民素质的提高。
上述这些现象的存在，很容易影响并遮蔽国学的核心价值和国学的基本精神，使国学热迷失方向。但我们又不能因为这些现象的存在而否定国学的真正价值。那么，国学的真正价值在哪里呢？国学的核心价值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似乎潜伏着全面危机。有些危机业已爆发，且愈演愈烈，如人们熟知的环境、气候、能源、生态等，这些均属于构成人类生存环境的自然方面。此外还有社会、政治、经济、道德、观念、思想、精神等，这些皆属于构成人类自身存在条件的社会方面。这两个方面，虽然在现代语境中，已被反复研究，但其大方向却逐渐迷失，甚至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导致天人二分、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思维，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造成当今人类生存的困境。而在国学或中国文化中，始终把天人看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如《周易》提出“三才之道”和“天人合一”说即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表述。《系辞下》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是说圣人通过仰观俯察，发现宇宙虽然广大浩渺，但其基本构成是天、地、人三项。且天、地、人又各有其道：天道的内涵是阴阳并建，二气交感；地道的内涵是分阴分阳，刚柔迭用；人道的内涵是施仁行义。天道之阴阳发用，产生万物。万物又呈现出或刚或柔的不同形态。此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万物资始于天，成形于地。天地即立，人生其间，秉持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物质条件，以爱惠之仁，割断之义，立为人类的行为准则，从而构成一个完整有序的大家庭。因此，天人的关系应是和谐统一的关系。宋代大儒张载即据《周易》作《西铭》，同样把天、地、人看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大家庭：“乾（天）称父，坤（地）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是人类的父母，人类在天地之间是渺小的，因此应以谦卑的态度对待世界上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物。因为天、地、人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容任何歧视、破坏和割裂。因此也就要像对待家庭成员那样“仁民”、“爱物”，要“善述其事”、“善继其志”、“体其受而归全”。这里所谓“全”，是指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天地自然的无亏，亦即天、地、人完整有序的和谐。
汉代产生的道家重要经典《太平经》亦大称“天地乃人之父母，人之真本”，“天地有亏，则不能竞吾年，故欲安者，当先安天地，然后乃可得长安”。即认为人类不能破坏自然，天地自然一旦遭到破坏，人类就不能享尽天年。所以人类要想安宁，应首先使天地（自然界）安宁，然后人类才能长久安宁。
《周易》的“三才之道”和“乾坤父母”说，是对“天人合一”整体之学的深刻表述，它构成了中国哲学和文化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的整体架构和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其中主要体现为天道与人道或天地自然与社会人生的合和与统一。可以说，《周易》“天人合一”的完整性和普遍性，涵盖了儒道两家的天人关系理论。并通过互补的形式，力求把儒家的人文主义与道家的自然主义，在易道基础上统一起来，以避免“蔽于天而不知人”或“蔽于人而不知天”的两种偏颇。这有如当代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的偏颇需要整合一样，是一种比较合理的生态哲学。
“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必然会推出“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念，从而构成国学中最为推崇的核心价值。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和内部战争频仍的国家。如果说大禹治水的经验和教训，成为夏、商、周三代君臣及先秦诸子共同关注的话题，那么，中华民族对待战争的态度，则更倾注了一种理性的审视和思考。在我们的国学中，孔、孟、老、庄或儒、释、道，皆有强烈的反对战争的思想。甚至我们的祖先，在创造文字时，即已认识到战争和暴力的残虐。《说文》的“止戈为武”，《左传》的“夫武，禁暴戢兵也”，即是从和平、寝兵的角度创造“武”字和解释“武”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