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华夏文明，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风雨雨，总有一些一直薪火相传。
长沙岳麓山下，清风峡口，碧嶂清溪间，一座千年庭院典雅幽静，门前悬一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是从北宋延续至今的岳麓书院。
上海七宝古镇，蒲汇塘畔，几杆翠竹，一座青黛砖墙、汉白玉雕栏的安静小院，进门大厅的孔子像后 大书八字——“平民本色，精英气质”，这是上海市七宝中学前不久新成立的学子人文书院。
在香港，依稀留有钱穆先生所创新亚书院余韵的香港中文大学前天高调宣布，将新设两所书院“晨兴书院”和“善衡书院”，并正式招收首届学生；巧合的是，澳门大学４月１２日也宣布，将耗资1亿多元在澳大新校区新建约十个书院，每个书院可容纳300至500名本科生，书院的“育人”与学院的“教学”目标相辅相成；在宋明两代均以学术昌盛而知名的浙东宁波则表示将会在今年底重建曾在北宋时期与岳麓书院齐名的桃源书院，两年后，这座当时浙东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广的书院将重现宁波鄞州区桃源古镇……
退出历史舞台已久的书院在中国各地正以方兴未艾之势“复活”：太湖之滨，有南怀瑾的“太湖大学堂”；陕西，则有“白鹿书院”；贵州，则有“贵山书院”；北京，则有风风雨雨走过２０多年的“中国文化书院”。
伴着风声雨声读书声，一系列书院“复活”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见证着什么，又会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呢？
萌芽于唐、完备于宋、废止于清的书院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一直是鸿儒名流的讲经论道之所，文人学士的向往之地。与古代官学以及当下教育制度不同的是，书院的教学以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以自学为主，书院真正的精神气质一直在于一种对人文与道德理想的追寻。
虽然两宋及明清时期结合当时科举仕进的风气，一些书院将道德教育与科举应试教育相结合，以培养“德业”与“举业”并重之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并非真正的书院，中国传统书院的主要特点依然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为了华夏文脉的传承，而不是功利化地为了应试获取功名等。朱熹在论及成立书院目的时即明言：“今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其德行道艺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士之有志于为己者，盖羞言之，是以常欲别求燕闲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所谓“别求燕闲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正道明了书院的设置地点与目的所在，明代大散文家归震川先生亦称：“近来一种俗学，习为记诵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浅中之徒，转相仿效，更以通经学古为拙，……惟此学流传，败坏人材，其于世道，为害不浅。”换言之，兴办书院，其实正在于文人士子对于功利化教育与科举应试教育的反动，其根本在于对“人格”的培养。
书院的盛行，使得宋代教育，盛况空前。“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学生总数之多，有时竟达16.7万多人，所谓“视古无愧”。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感慨说，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潮，即宋代的程朱新儒学、明代的王湛心学、清代的乾嘉汉学和实学都与书院息息相关。
可惜的是，晚清在“开学堂，育人才”的潮流中，因为“时局多艰，需材尤急”，在一片心浮气躁中，最后竟至逐渐废止了沿历千年的书院。曾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先生在１９２４年也反思道：“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度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
传统中国鲜活生动的教育精神与人文理想，从此与当下的教育体制不再血肉相连，追怀书院精神也因之成为一代学人与有志之士的心之所寄：一方面，如蔡元培、胡适或借书院精神改造现代大学，或将书院精神与现代教育相接续，或直接兴办各类书院。直接兴办的书院中，当以钱穆先生等１９４９年以后在香港创办的新亚书院为典型，流风所及，形成香港独有的书院文化。
反观内地，由于经历“文革”的巨大变革与文化断层，书院人文精神在教育中的缺失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教育成为附庸于官方的机构，正如朱熹所批评的官学一般，最大问题仍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教育方式，其负面影响至今而不绝，并呈现一种扩大之势，而其影响所及，产生的社会问题数不胜数，当下的中国社会缺少信仰，功利化人生，毒奶粉事件，层出不穷的假货……国人或无真正的文化自信，或莫名其妙的夜郞自大，与人文精神的中断及被阉割均大有关系——士之无耻，导致社会的无耻。
诚如梁启超所言：“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国人）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
书院在当下的复活，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而言，当然是一好事，但根本问题在于，“复活”的到底是一种形式，还是一种精神，如果仅仅满足于重新修复书院，或身着满清服饰组织大规模的孔子祭奠礼，并将之纳入所谓的文化旅游，或硬将“读经”教育纳入学校课程……这种表面的喧嚣与热闹，与真正的中国书院精神无疑是南辕北辙的。
一位学者去年与温家宝总理就大学教育对话中曾直言，中国的所有问题，最根本的仍归于教育与文化问题，而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则在于缺乏文化信仰与真正的人文精神。这样的反思依然是让人失落的，因为现实依然让人无奈：中国的高官从来是不缺的，真正缺少的是大师级的人才，而当中国两三千所高校却培养不出真正大师的时候，从根本上反思当下的教育体制是必需的，而中国书院的精神无疑是一面镜子。
作者：顾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