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复杂而特殊的人物。20世纪之前，史家和学者研究王莽均以《汉书．王莽传》（以下简称《莽传》）为主要依据。20世纪以来，随着大量汉简、新莽简与文物的出土，中外学界对王莽和新朝史的研究更趋深入、全面，取得了卓著的成果。
20世纪以来的王莽研究，按地域可划分为中国（包括大陆与港台地区）与海外（主要是欧洲与美国）两大版图，按时限可划分为20世纪前期（1900--1949）、中期（1950-1979）、后期（1980-1999）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2000-2009）四个阶段；研究内容可归纳为三个部分：一是对王莽生平家世、交游、经历，及其性格、心理、行为的考察与评价；二是对新莽时期重大史事的研究，诸如王莽代汉自立的行动步骤与理论基础，其推行复古改制的内容、实施与结果，新朝的民族政策和军事、外交活动，新室败亡的过程与原因，等等；三是对考古发掘的新莽简帛、文物的整理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考证、修订《汉书》的相关记载。
《汉书》是记载和研究西汉历史最重要、最可靠的文献之一，自问世以来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被誉为中国古代官修正史的"极则"与传统史书的典范。在《汉书》成书至20世纪初的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历代史家、学者研究和撰写王莽与新朝史时，大多都尊重和采纳了班固的叙述与评价。换言之，《莽传》及《汉书》中记载汉末至新朝历史的相关篇章，是20世纪之前的学者进行王莽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和主要依据。然而，自20世纪初以来，情势却陡然发生了变化。王莽研究似乎也与王莽其人一样，成了一个复杂而特殊的学术现象。中外学界对王莽的评价，从以往的"全盘否定"变为"逐步肯定"乃至"全面翻案"，当前的现状则是"争议不休、分歧重大"。概言之，20世纪的王莽研究可概括为三种理论方法和基本观点：一以胡适、顾颉刚等人为代表。他们率先推翻了近两千年来学界和民间对王莽的定论。二以钱穆、吕思勉等为代表。他们的著作大多取材于正史，沿袭传统史学的编撰形式，但对王莽的评价却与《莽传》大相径庭。由于胡、顾、钱、吕等人对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影响甚大，在海外也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上述两种观点无论对国内学界对王莽的研究与评价，还是对海外华裔学者如黄仁宇等人，以及西方秦汉史学者萨金特、毕汉思、鲁惟一等人研究王莽的基本观点与思路，均有直接影响（详见拙作《<汉书>在欧美的译介与传播》，《中国史研究动态》20lo年第5期），使学界产生了严重的偏颇与误差。至今凡为王莽翻案者，仍几乎无不引用上述诸家之说。三以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尚钺和白寿彝等人为代表。他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历史主义为指导进行王莽及新朝历史的研究，认为王莽凭借政治投机夺取政权，其"复古改制"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是倒行逆施、完全胡来的祸国殃民之举，直接导致了西汉末年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和新朝的败亡。
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的王莽研究专著和论文数量庞大、内容丰富，是汉代历史与《汉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国内外发表新莽史与王莽研究专著39种（中文33种，外文6种）、报刊论文260余篇（含论文集）、学位论文12篇。此外，在中外学者出版的许多中国通史和秦汉史著作中，也对王莽和汉新之际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自然环境、社会生活、民族关系等进行了专门论述。目前可见的介绍王莽研究成果的论文有：韩玉德的《关于王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1983年第1期）、徐志祥的《建国以来王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齐鲁学刊》1988年第1期）、陈启云的《汉儒与王莽：评述西方汉学界的几项研究》（《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笔者拟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对20世纪以来中外学界的王莽研究进行全面的梳理与考察，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思考。
一、20世纪前期的王莽研究
20世纪初，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形成了强烈冲击，王莽研究由此出现了重大逆转。基于西方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1902年，冯自由率先在香港《中国日报》上发表了《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一文，要求重新评价王莽。他认为王莽的"王田制"亦即土地与生产资料的国有制，符合"民生主义之精理"，深得"平均地权之要旨"，因而把王莽看作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前驱而予以高度评价，强调不可"以成败论英雄"。1920年，在孙中山创办的《建设》杂志上，胡适与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三人展开了一场关于井田制的辩论。胡适将"井田论沿革史"分成七个阶段，每个阶段以一种或一种以上的论著为代表。他在"仔细研究《王莽传》及《食货志》及《周礼》"之后，认定"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所实行的"王田制"和"五均六管之制"，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目的在于"均众庶，抑兼并"。至于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胡适归结为王莽不切实际的改革方案，称王莽为"空想的社会主义改革者"，并指出"那个时代国家的组织还不够完备，这种大计画的干涉政策，当然不能一时收效"。基于此，胡适称赞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认为"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两千年来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参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一《王莽》和《胡适文存三集》卷七《再论王莽》，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黄山书社1996年版）。胡适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对西方学界的影响尤其深远，并一直延续至今。但在笔者看来，胡适实际是根据自己的理论和臆想，塑造了一个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王莽，既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持、也没有充分的理论论证，难以经受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观和历史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方法的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