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需要柏杨的一个原因，就是反思可以使人类不断进步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被禁锢了10年的中国人正处在思想解放的前夜。当时有一本书通过香港传入内地。这就是由台湾林白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在出版机构尚未行动之前，它已经具有一片在民间渗透的土壤。
大陆是怎么知道柏杨的
一年半之后的1987年3月，柏杨与张香华为香港电台举办的青年阅读奖励计划“开卷有益”颁奖，在香港期间得知《丑陋的中国人》在内地被禁。而此时，大陆尚未正式出版过柏杨书籍，被禁掉的只是从香港传入的版本。
1988年，北京作家出版社首次出版《柏杨妙语》。紧随其后，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丑陋的中国人》，令内地读者“大开眼界”。这一年，在他的故乡河南辉县，雕塑家李学还塑成一座柏杨的高大胸像。
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周明当时是《人民文学》副主编，文化界在此时最是先知先觉。对他来说，“感到吹来的是一股清新的风”。但是更多的中国读者被激怒了：这个丑陋的人是谁？他凭什么骂中国人？
事实上，早在此前7年，柏杨已就这6个字在台湾屡遭责难。
1982年，台湾某报邀柏杨演讲，当听说这个题目后，他们说：就让他关着门说给自己听吧！1983年台湾东海大学邀他演讲，柏杨再次报上这个题目，并要求留一份录音以备书稿之用，结果得到的是一盘空带。当时蒋经国还没有进行他的政治改革，党禁和报禁尚未解除。柏杨对“酱缸蛆”的自欺欺人忍无可忍，他太想就这个题目进行一次发挥了。结果，这个机会却是在美国得到的。
美国爱荷华大学1984年请柏杨与张香华完成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就在这所大学里，柏杨畅所欲言，终于找到了他的听众。
柏杨的现实批判精神在进入大陆之初同样一波三折。一方面，8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柏杨这记猛掌下警醒；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浸润和保守思想的禁锢也令更多的中国人勃然大怒。1988年在柏杨故乡河南辉县树立起的胸像，于3年后被拆除。是年，《解放日报》就柏杨的反传统思想发表批判性文章。
1988年9月，柏杨第一次回大陆时对周明说过：我写那本书时已经离开大陆30多年了，当时还没回过大陆，我是看到台湾以及海外华人中存在的现象而写的。
但他没有想到，同样的问题也普遍地存在于大陆中国人身上，这是一个共性问题。
柏杨的思考之所以不被接受，正是因为他挞伐了民族的弱点，这就是他提出的“酱缸文化”。周明说，鲁迅在70多年前提出民族劣根性的问题，当时也不被国人接受，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国人看透了自己的劣根性，也能平静地接受和自省。但是几十年后出了个柏杨，中国人一下子又不能理解了。
现实历来充满矛盾。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人，既抵触“丑陋”这两个字，同时又给予它传播的民间土壤。
当时“四人帮”已粉碎了10年，思想的萌芽在禁锢和封闭了10年后，刚刚露出一点苗头。柏杨出狱那年，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也刚刚结束10年的荒唐岁月。在这个时候，有个中国人站出来说国人是丑陋的，大家都想看看“丑陋”是什么样子。
头脑清醒的人一看，发现了一面镜子。民族的镜子。
柏杨来的正是时候
拨乱反正的中国大陆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开始于1980年，到了1983年和1984年已经比较激烈。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回忆起他在80年代中期读研究生时，年轻人的思想和学术交流比较频繁，经常有研讨会，大家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去探讨。当时西学不断地涌进来，思想界、文化界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我们想要走向现代化之路，就要批判传统。柏杨对传统的激烈的批判，他那种批判精神和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成为一种很经典的认知。”陈晓明说，“鲁迅、胡适、陈独秀对于传统都是批判的。我们引证它不在政治上而是学理的批判上，不是社会的批判而是一种思想文化的批判。”因此，当时柏杨对传统的批判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在回顾那个年代的时候，人们会发现，被冰藏10年的中国能量在80年代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
解决温饱是这个人口大国各项任务的重中之重。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的“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使传统农业向着现代农业转化。
经济方面，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3个经济特区。他强调：“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同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997年7月1日起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国家科委在1985年9月14日拟订的促进地方经济振兴的“星火计划”，是经中国政府批准实施的第一个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计划。
民间力量如潮。1986年11月25日，中国长江科考漂流队征服了长江。这一史诗被颂扬也被无情拷问。
揭开古老中国与当代世界接轨序幕的，是在1987年9月14日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完成的中国第一个国际互联网电子邮件节点，“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走向世界)”，虽然通信速率仅为300bps，但它是几代人的心声。
柏杨研究者朱洪海在2003年“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80年代人”的概念——他们不是出生于80年代，而是在80年代完成了自己人生观、价值观的一批人。
朱洪海在提到中国大陆80年代时，认为这个10年，“是理想主义的代名词”，在文革10年之后，发生并贯穿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变革，让人们震惊、兴奋和渴望。
回顾1980年至1990年的10年间中国人的文化事件，朱洪海说，尼采和萨特，对中国文化界伦理思潮的影响；弗洛依德，第一次给予中国人完整的性观念；柏杨对于“酱缸文化”的鲜明而现实的批判。三者相继到来，给80年代人以人文启蒙。
酱缸文化的基本精神“国民性批判”的到来，恰逢大陆当时正推向高潮的文化反思运动。
因此，朱洪海认为，“柏杨来得恰逢其时，就是因为他参与并加速了这个打碎的进程”。
反思旗手
无疑，中国人对柏杨的需要并非一二十年的时限，否则他的书不会由于争议和误解而永远畅销。正因为华人的需要，柏杨一系列具有国民性批判的书籍才能成为常销书。王荣文说，在台湾这也是一本常销书。
“对于本民族文化的批判和反思，在任何文化中、任何时期都是存在的。但在中国比较少，只有少数人站出来批判。到了现代，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的转折。”陈晓明在论述他的观点时提到了鲁迅、陈独秀、胡适和毛泽东，“五四”时期是一个历史的变革时期，通过这一社会转型期，中国走向了激进革命的道路，对传统的批判是另一种方式。
柏杨批判的是传统的文化、人格、习俗、心理和性格，因为在暴风雨般的革命后，这些文化陋习依然存在于现实中活生生的中国人身上、存在于每个人的行为当中。“这对中国人震惊很大。本来大家以为通过革命自己已经割裂了传统，我们身上已经没有这些了。”
在分析柏杨对中国传统的批判时，陈晓明说：“每一种传统总是有它的精华和糟粕，总是有它的优秀的、不死的、永恒支撑民族灵魂的价值，但它也有负面的东西。柏杨的批判比较偏向于揭示负面。他本身有非常高的学养，又历经了中国革命的风风雨雨，读了很多传统的典籍，从他的经历看，曾经是个很有理想、很有抱负，对中国的现代化怀有热望的热血青年。”
柏杨批判的方式，是针对活的中国人身上的性格行为陋习，不仅在活人身上有，而且还要活在中国人身上，这是最可怕的。
“因此柏杨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即使是以后50年，中国更加发达了、更加民主繁荣了，仍然需要柏杨。”陈晓明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诠释柏杨对于民族的必要性。
周明的解读方式是微观的，他关注的是“个人”：我们每个人身上有很多弱点，需要解剖和敲醒，柏杨就像个严厉的医生，他不是来判病人死刑的，而是来救人。他一刀划下去解剖的目的，是治疗病症挽救生命，使人更健康地生活下去。
认识柏杨的价值
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保留和尊崇是主导的方面，每种文化都需要有自信心，事实上几乎99%的人在做这项工作，“而柏杨是极少数，甚至只有一个柏杨”。陈晓明说，正因为有了一个柏杨，才是我们文化的某种幸运。因为我们能够有一个人说出我们没有能力、没有勇气说出的话语。因此，陈晓明强调，一定要在这样一个框架里来说柏杨。有能力批判和反思的人已经很少，达到柏杨的高度和深度的更是少数。
每一种文化传统对自身的反思都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崛起的时代，各方面发展迅猛，中国这样的大国也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反思就显得尤为重要。
陈晓明认为，要看到柏杨是位在历史上下过很大功夫的学者，因为他的批评是综合的、全方位的。理解柏杨就应该把他的书多读一些，不要简单地只记住一句“丑陋的中国人”，他对历史有很深厚的研究。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柏杨的反思是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柏杨偏向自由主义，对人格自由价值的尊崇，他的理念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助推器。
“柏杨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旗帜，他是旗手式的人物。”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怀有诗意地描述柏杨：旗帜意味着前进、意味着战斗。他是有战斗力、有理想情怀、有前进目标和方向的人物。
柏杨vs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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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自评
倔强、冲动、直截了当、开阔、宽大而不知道适可而止。我能够接受别人的指责、批评，但行为上往往还是原始反应……到底这些是优点还是缺点？我觉得它们既是强项也是弱项。（记者 杨东晓 ）
来源：新世纪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