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决定》高度肯定了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基础性地位。
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
我国传统文化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可以从不同方面来总结。孙中山先生曾经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个字来归纳中国文化的价值观，或许可供我们参考。他肯定了“忠孝”的现代价值，认为扬弃了对君主、帝王的愚忠，仍不可没有尽忠之心，尤其要效忠人民。“孝”道是我国的特长，“《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象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44 页。）在现时代，忠、孝的内涵有了适应于时代的变化，但忠、孝仍是国民重要的美德。“仁爱”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孙先生号召国人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发扬光大。从长远的社会目标来看，儒家“仁爱”思想可以纯洁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调整人与天、地、人、物、我的关系，这对于天、地、人、物、我日益疏离和紧张的现代社会，有着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信义”的继承同样重要，孙先生说，国家民族之间，工商业交易之际，人与人之间，都需要讲信义。没有信义，就没有一定的秩序和一定的国格、人格、族格。针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孙中山特别提扬“和平”的价值。他指出：“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46-247 页。）
我们认为，在仁爱、忠孝、信义、和平等元素中，“仁爱”的价值尤应予以深度的挖掘与阐发，“仁爱”是我国千百年来的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最为重要的价值，“泛爱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长期以来在我国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哲学，在今天尤其应当推广。同时，自启蒙运动以降，我国的“仁爱”这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观与西方“博爱”的理念早已经处在沟通与对话的过程之中，并成为我国对世界的一种贡献了。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主流是自然生机主义的，肯定世界是自己产生出来的，没有凌驾在世界之上之外的造物主或上帝。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与智慧。中国人秉承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即打破了天道与性命之间的隔阂。中国文化是“一本相生”的，其全部体系中有一个主要的中心，即以人为本位，以人文为中心。传统礼乐教化代替了宗教的功能，强调教化，重视人文教育，但不与宗教相敌对，不与自然相对立，不与科学相对立。中国文化以“人文”为中心，不断消化、吸收不同的宗教、文化，形成新的文化，这一文化比较平易合理，平和而有理性，不至走向偏激与迷狂。和而不同、即凡即圣、动态平衡的中庸之道，具有深层的智慧，也是重要的中国元素。
目前，各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思考西方现代化所导致的人类困境，当代宗教、民族、阶级充满误会与紧张，在财产、权力、资源、信息的分配极不合理，贫富悬殊，往往出现紧张、对抗与冲突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的确可以为家国天下提供相处共存之道。西方的价值——以强力、功利、竞争横决天下为背景的近代西方的理念——自由、平等、理性、人权、法制等，与以天、地、人、物、我和谐相处的中国文化的理念——仁爱、忠孝、信义、和平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际上可以相互融摄、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价值理念已超出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具有世界的、普遍的意义。
由此可见，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亦可以对现代西方文明起到互补的作用。我们既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又要按照《决定》的要求，“学习借鉴国外文化创新有益成果，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全面客观地挖掘、阐发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维护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特征，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