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要出一部美术大辞典，外国部分包括雕刻、绘画、建筑等，从古希腊、古罗马一直写到现代。条目已编出，现在交给我；他们许多专家、学者搞了几年，却要我在10天左右审阅，并订正不足与错误之处。
……你提到近代西欧画家柯罗、凡·高、高更、康斯泰勃尔等等，而且喜爱他们的画作，尽管还说不出它们好在哪儿，这说明你还有欣赏能力；你就不会去赞赏等而下之的野兽主义、未来主义、结构主义、行为艺术等现代艺术作品。
柯罗是位杰出的风景画家。这次去杭州，有个搞油画的美术教授，他本人的作品还是不错的，在谈到柯罗的画时说，他不喜欢他。其实这个教授还是水平有限，他未能从中发现柯罗心灵美的东西。柯罗的风景画洋溢抒情诗的感情，他的《森·勒·诺布尔的道路》、《林妖的舞蹈》、《摩特芳丹的回忆》都是第一流的名画。可惜我们看到的柯罗的画册，其印刷糟糕透顶，早就把原作歪曲、走样了。就拿《森·勒·诺布尔的道路》来说吧，原作中的大片树林是苍翠碧绿的，而这儿成了黑黝黝的泥浆，那明晃晃的像金子一般耀眼的水面，这儿成了一块黄色……
凡·高也是位出色的印象派画家。他的不少画作都是在患了精神病后的作品，但他的每一幅作品，又绝不是精神病人胡思乱想的荒谬产物。你看，他在1889年画的那幅《有星月的夜》，画面的背景在常人看来是乱糟糟一团团漩涡状的色彩，其实这是画家心灵美的外现。他画中的每颗星，就是每个发光的太阳。他最著名的一幅画是《囚犯放风》，意境高远，含义深长，其表现手法是独特的，这种风格只有他凡·高才能表现，这幅画是我们无论如何创作不出来的。当然，要和你讲大师们的杰作的精妙之处，对于一个对绘画很少接触的人说来还为时过早，即便我讲了他们的伟大之处，你也未必理解。只有通过长年的学习、欣赏，你才能理解他们杰作的杰出之处。
英国的康斯泰勃尔，除了我们知道的他画过的油画、水彩画外，他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素描、用色彩的素描。
我在10岁前写过新诗，17岁写了墨子研究的东西，后来在上海太炎研究院写过律诗、绝句，写旧体诗对我来说并不困难。抗战爆发后，我到大西南抗日去了。我是17岁时听章太炎讲课的，那时先生已从上海搬来苏州，我一周去六天听课，后来去的天数渐渐少了，因为听课的人极多，且很嘈杂，而我又不需要向先生专门讨教。我去北京不久，先生来信催我回去，因为我颇得先生喜欢与信赖。在所有他的学生中，我最长于速记先生讲课的内容，先生用白话讲授，我用文言记述，待他讲毕，我也记好，且无差错。有时我做先生的书记员，因此先生常召我探讨学问，还让我反驳他的意见。我师从太炎先生，起初并无此意，心想反正先生讲的我都懂，而经史子集我早就读过，也能理解。后来，一位姓杨的先生提议，我便拜先生为师，写了帖子，但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先生就收我做了门生。
我不同意那种观点，认为艺术家应该在贫困潦倒中终其一生，说这是对艺术有益的事。恰恰相反，我以为艺术家应该在无后顾之忧的条件下从事创作，这对于艺术是有益无害的事。试举歌德的例子就行了，歌德出生于富豪的贵族家庭，从生到死一直在上流社会中生活，但是他照样写出了第一流的文艺作品。托尔斯泰伯爵也是如此，屠格涅夫也是如此。一般来说，出成就的艺术家贫困居多，但绝不能说这是贫困的“功劳”。那种认为艺术家活该受苦的理论是荒谬刻薄的理论，那种人是为富不仁的人，存在偏见与无知的人。如果一个艺术家因为条件好转了，而创作不出有生命力的作品，这不能归咎于经济条件、环境舒适；而只能说明他是个没有艺术气质的人，没有艺术家心灵的人，江郎才尽的人，与真善美无缘的人。
毕加索谈不上是现代艺术鼻祖；真正好的艺术在中国
1982年6月13日周日 晚上 朱树家
你之所以认为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没有多大艺术性，大约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正像你所说的作家所掌握的高更的第一手资料不足；另一个则是译笔糟糕，使原著逊色。毛姆虽然不是第一流作家，但他的作品尤其是散文和短篇小说还是出色的，亲切如话，淳朴无华。
毛姆为写这部小说，对高更更是做了力所能及的调查工作。比如，他实地考察高更最后的居留地——南太平洋中的塔希提岛，并结识了高更在岛上结合的土著女人。他一见她后大失所望，这个理想中的高更的爱人，如此丑陋、麻木。那么，高更怎么可能把她作为美的印象同她结合？给他灵感的，是这个女人的原始味的、未经开化的人性，而不是她懂得艺术，启迪画家的才智。毛姆的这部小说还不能说是传记文学，毛姆也不是传记文学家。
莫洛亚是杰出的传记文学家，罗曼·罗兰也当之无愧。欧洲最早的大传记文学家是写希腊罗马名人传的普鲁塔克。中间是一段空白。接下来最杰出的传记文学家，就是写《劳伦斯传》的赫利·摩尔。这个人原来默默无闻，写了此书后就此名扬天下；这部书至今在西方还是传记文学的经典。之所以能这样，因为劳伦斯是西方有影响的著名小说家，他的德高望重使英王也敬重他。劳伦斯即便在成名后还是很用功读书，有一次，英王去看望他，他正在读书，没有觉察到英王光临。英王等到他读书至某一章节结束时，才称“英王在此”。如果换了我们的话，哪怕一位芝麻绿豆官，也不得了了。摩尔掌握了劳伦斯的第一手资料，摩尔只是后者的一般朋友，但对他极其崇拜，几乎用毕生的精力来研究劳伦斯，他常常在其身边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把他讲的每句话记下来。加上他的文笔，这样对他的传记写作来说，自然就是最宝贵的素材了。
劳伦斯是出色的英国小说家，与毛姆一样，但西方神化他。他们远远不及德国的歌德、法国的莫泊桑。歌德，你看他的中短篇小说，如果由我们的评论家来评论的话，他的文法就要被批得一无是处。是的，他的文法，确实有些不合规范，但这无损于大作家的作品。在德国，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哪怕是小品，像歌德那样气势雄伟，博大精深，全亏他有雄厚的实力、坚实的基础，才掩盖其不足之处。而我们读到他的短篇小说中，他显示的才华，仅仅是像一座冰山在水面上露出八分之一而已。因此重要的是根基，是广闻博见。莫泊桑也是这样，他的《羊脂球》、《项链》当然是精品，难道他的其他短篇不是值得反复阅读的艺术品吗？
联合国对毕加索的吹捧到了神乎其神的地步。不可否认毕加索是位有才能的艺术家，他的立方主义（立体主义）艺术也有其独到的一面，而且他还是多产艺术家。可是他怎么能与罗丹相比呢？罗丹才是真正的现代艺术大师，而毕加索根本谈不上是现代艺术的鼻祖。你不认为他在创作中用了商人的诡计，以标榜他的才具吗？西方吹他，是表现出他们的空虚；现代西方艺术并没有什么好东西，而我们却趋之若鹜，跟在洋人后面把他们的痈疽当成宝贝。真正好的艺术在中国——中国的古老艺术。能把它们好好整理出来，是会震动世界的。那些带有原始味的艺术，其实要比现在西方的所谓“现代艺术”高级得多。比如印第安人的工艺品、玛雅人的遗迹、非洲人的铜雕；但它们都比不上中国的。
我现在要做的便是这两件工作。一是把中国古老的文艺遗产研究整理出来，介绍给世界。外国人实在不了解、不知道；这件工作只有我有能力做好，然而得不到支持，人力财力的支持。二是把外国的优秀文艺介绍到中国来。比如我早先写的《楚辞解故》，最近发表在语言文字专刊上的两篇研究《诗经》的文章，就是这个工作的一部分。至于外国的，我在搞一部还未有人做过的美术大辞典，从古希腊一直到现代派绘画。这部巨著只有全部完工后，才能公之于世。
说中国艺术之精当，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说明。最近我看了北昆的面谱，扮演古代最丑女人无盐的面谱；他毕加索就画不出，而我们北昆的化装师就画出了这种人间找不到的丑陋的面谱。他在面部，用绿色打厎，上面用金色掺杂——这是怎样一副可怕的脸。但它始终给人一种不可怕、不丑，而是很美的感觉，这是一种高级的抽象艺术。一旦把这种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外去，是会轰动世界的。外国人毕竟懂得而且识货的。
现在，不少专业工作者，我对他们谈艺术，中国或者外国的，他们不懂、不知道。这怎么能把宝贵的文艺遗产继承并发扬光大呢？他们吃的还是多年前的老本，有的甚至是几十年前的。如今的科学日新月异，就拿我在杭州看的藏画来说吧，国外绘画印制的精妙到了乱真，如同亲眼窥视实物、名作的地歩。国外一些已被污染得面目不清的壁画，一经现代科技的处理，竟然新鲜得如同刚画上去的一样，壁画上天空的晴朗和碧蓝，仿佛使你有身临其境、置身于苍穹下自由地呼吸的感觉。再如像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经过处理后，才发现耶稣的门徒中，有两个长胡子的人，原来是只有胡须的，长胡子是后人加上去的。
周谷城是二级教授，搞历史的，但是他对中外文化都不懂；不懂还在发表高论，这是祸害！最近，中央由陈云同志主持，召开及时抢救、整理中国文化学术遗产会议，这是件很有益的事。中央决定拨款15亿，已拨了5亿。这次会有50人参加。周谷城在会上提了什么建议呢？他要把二十四史一一拆开，分门别类地整理：文学艺术、经济、交通等等。别说这个工作只有像司马迁、班固这样的大学问家、史学家担当才能胜任，而你把这许多人扑在这上面，还谈得上搞其他工作吗？我们在这方面要做的工作不胜其数。我们太不注重人才了。这次与会的，有第一流的专家，也有像周谷城这样乱出点子的人，更有比周谷城差劲的人。上海图书馆的顾廷龙去参加了，他是个出色的人才；但和他在同一办公室的潘某某为什么不让去？他可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图书目录专家。
（我问道：朱先生，您这样贬低自己的教授、文学艺术家，似乎没有一个人有真价值、是您所瞧得起的？）
不！王国维、陈寅恪都是有大成就的人物……不过，我平生最佩服的是黄季刚（黄侃）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