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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品生活网:重读诸子百家 经典诠释学开辟国学新视野(1)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秋痕  版权声明,必须查看=>点击进入




时 间: 2011年10月21日下午
地 点:中国人民大学汇贤大厦A座会议室
特邀嘉宾:成中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座教授)
张祥龙(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潘德荣(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廖名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特邀主持人:杨庆中(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当前中国经典诠释研究的机遇与挑战
主持人: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上世纪研究反思的不断深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立足于经学讲哲学”的特点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而从经典诠释的视角,梳理、讨论,乃至发展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研究,也已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哲学思想研究之多元格局中的重要势力之一。而在9年前,也就是2002年,《光明日报》曾经做过一期有关诠释学的访谈,题目叫《中国诠释学是一座桥梁》,当时还没有国学热,《光明日报》也还没有开辟国学版。9年过去了,这一研究有什么新进展?在当前国学热背景下,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这些问题很值得思考。当然,经典诠释,需要建立在文献学基础上的文本把握,需要西方哲学方法、理念的借鉴,还需要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特色的认识。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四位学有所长的专家,就这些问题各抒己见,以嘉惠于学林。
潘德荣:经典诠释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与社会实践的直接需要有关。换句话说,诠释的兴起,与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是分不开的。遇到困境,要来解决这个困境的时候,诠释的任务才凸显出来。拿西方来讲,至少有两个例子值得关注:一个是在古希腊的亚历山大·里亚时期,那个时候由于翻译、重新编订荷马史诗、神曲,希伯来语的圣经的需要,诠释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为什么,因为希腊神话的信仰逐渐转向希伯来文化的信仰,于是需要诠释。另一个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这场改革首先涉及到的用德文来翻译具有绝对权威的拉丁语《圣经》的问题。我们知道,语言表达系统不仅仅是描述某个东西,实际上还包含着一整套的观念性的东西。所以当《圣经》的文本从拉丁语转向德语的时候,德国人自身对《圣经》、对信仰的理解和反思就会全部融入到《圣经》表达的体系里面。这种理解和反思对不对?是不是在挑战拉丁文圣经的权威?有没有合理性?等等,都需要做出阐释。所以包括马丁路德在内的当时不少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讨论到了被后来的诠释学视为原则的一些问题。透过这样的历史考察,回过头来再看我们现在面临的国学热,我想国学之所以热,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碰到了一种诠释的困境,这种困境迫使我们从我们的先贤那里去寻找出路,从中国古代的典籍里面去寻找智慧。那么所谓的机遇与挑战,我想大概应该顺着这个思路去思考。
张祥龙:说到困境,科学和经典的关系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里面更深层次的困境。科学史上有很多经典著作,像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这些在科学史上都起过重大作用,但现在学物理的学生没有人再去读这些经典,因为没这个必要。科学解决的是问题,它培养科学家的最有效方式不是去读经典,而是通过教科书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弄懂相关的原理,然后马上进入实验,透过实验验证理论,并马上进入到科学研究的前沿。所以,读经典对他们来说是浪费时间。那人文经典就不同了,它的生命力就表现在人们对它的不断研读与解释。经典与科学的区别,好比礼和法的区别,礼是防患于未然,法是发生罪行之后用法来审判、纠正。经典,像儒家经典、道家经典、佛家经典等,是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已经发现了深层次的问题,它防患于未然。你读了这些经典,整个的文化生态改变了,犯罪就会减少。当今时代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科学俨然成了一种新的宗教。什么事情一说是科学的,是专家论证的,这事就算定了。科学当然能解决很多问题,但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尤其是,科学是专注于现在,而经典则是通过回旋到过去,然后再走向未来,再带动现在。两者的功能不一样,所以在西方历史上,一度出现科学与经典互相排斥、对抗的情形。中国历史上则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像《黄帝内经》与儒家的五经、十三经向来都是相辅相成的。回过头来看国学热背景下的经典诠释,其实这是一个挺沉重的题目,潜在的和明显的挑战还很巨大,但机遇也就在其中。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软实力,经典是软的,还没对象化,处理的恰恰是一种情景化的、文化生态化的问题,它虽然软,最后衍生出来的那个实力却不可小觑。
廖名春:现在国学很热,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普及的人走到前面去了,而专业研究的人却落到了后面。结果好像是大家都在那里比口才,谁的口才好,真理就在谁那里。现在谈经典诠释,谈国学,特别应该注意一点,就是要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拿汉学宋学之分来说,我们常常讲汉学家和宋学家孰长孰短,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两家的东西各有它的必要性。汉学里面很多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读书不识字,不懂语言文字,经就读不好;经读不好,文史哲也就做不好。同样,宋学里面的很多东西也非常重要,它有创造性,便于普及。但宋学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不少人认为《周易》只是卜筮之书,没有思想、没有哲学。请问没有思想、没有哲学怎么会成为群经之首呢?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认识,主要是因为误读了《周易》本经的文字。这就说明,光靠宋学是解决不了经典的问题的,,必须要建立在汉学的基础上。所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把汉学和宋学很好地结合起来:汉学家要做好基础性的工作,要走在前面,义理家在汉学家的研究基础上再进行发挥。做国学研究也好,做经典诠释也好,一定要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一定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活动。我们现在“同”的东西讲的太多,“异”的方面讲的太少,实际上最有价值的是这个“异”的部分。
主持人:廖教授讲的汉学宋学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同样适合于我们对“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一话题的理解,不是相互标榜,而是相互学习。
成中英:中国文化发展到今天,一直贯穿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了解古人,即古今的问题。从诠释学的立场说,了解古人也是在了解我们自己。那除了古今之外,还有一个近代以来怎么了解西方的问题。诠释是一种理解。诠释是对我们的理解的一种文字上的陈述,所以它具有现代性、当下性、即时性。诠释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让我们形成一种价值判断,形成一种规范性的认识,然后指导我们的行为。例如我们不了解西方的优缺点,怎样去面对西方,形成一种对西方行为方式的超越?我们不了解自己的传统,怎样去面对自己,找到一个历史发展的方向?所以,诠释作为一个文明间或者文明类之间的了解活动,它的意义远胜于“知”,更具有一种指导和规范“行”的作用。
我很同意廖教授的观点,要重视汉学家的基础工作,但也不要因此裹足不前。诠释学有个重大的特征就是可以透过部分了解全体,全体与部分之间是一种理解的循环的关系。透过诠释,我们可以建立一种更好的表达方式、理解方式,这对于具有多元特征的中国文明本身意义非凡,能够产生一种能量,造成一种价值,起到一种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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