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离娄上》中有这样一句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所说的孝其实与孔子所说的孝，不论在内涵上还是外延上均有很大的区别。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有别乎？”可见，儒家的鼻祖孔子在关于孝的规定中并没有涉及“不孝有三”和“无后”的问题，而是富有人性化地提出晚辈对长辈的“敬”与“养”的概念，并且认为敬是前提，养随其后。总之，无论是敬还是养，都与“无后”无关。既然孔子已经给孝下了以“敬”与“养”为主要内涵的明确概念，那么继承孔子衣钵的孟子为什么却提出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修正后的定义呢？
在孟子之后两千多年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修正后的关于孝的定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对现今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国策也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对此，我们有必要从儒家关于孝的论述中进行一番考察，以求正本清源，对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产生及其传播进行必要的辨析。
“不孝有三”到底是实指还是虚指呢？孟子本人对此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赵岐注《孟子》时做了如下的发挥：“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应该说赵岐的注上为了圆“不孝有三”的“三”而拼凑成的，问题颇多。在赵岐注中，“不孝”既指向“孝”又指向“后”，还包括“祭祀”，显然思维和逻辑存在着混乱。其实，孟子在这里讲的“三”应是虚指，“三”代表“多”的意思，是为了映衬“无后”性质的严重。在《孟子》中，孟子还提到“不孝有五”的概念，即：惰其四支(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之养，二不孝也；好财货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父母为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这里的“五”是实指非虚指。两相对照我们可以发现，“无后”这一在“不孝有三”中的最大的不孝，却并不在他自己所说的“五不孝”概念之中，这明显不合常理。通过辨析可知，“五不孝”都是有害于父母的，是下对上的关系；而“三不孝”则是指向后代的，是上对下的关系。如果说是孟子所谓的当时的“世俗所谓不孝”那么“不孝有三(即‘不孝有三’)”则是孟子自己的发明了。孟子为什么要突破常规的“五不孝”而讲“三不孝”呢？研读《孟子》可知，孟子讲“三不孝”的要旨是回击别人对舜“不告而取(娶)”(《孟子·离娄上》)的合法性时所言的。在孟子所崇教的圣贤中，除了孔子外就是舜了。
家庭伦理是儒家思想讨论的一个重点，孟子与孔子有一致之处。他们讲孝敬与孝顺都是下对上的关系，都要以“上”为最终的标准。孔子是“敬而不违”“劳而不怨”，孟子是“顺”“不违”。“不怨”与“顺”，体现了孔子和孟子的一致之处。但是孔子讲“孝敬”，而孟子则进一步修正为“孝顺”。孟子认为：“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孟子·离娄上》）很显然，孝敬与孝顺是不同的。
有学者认为曾子的弟子乐正子春建立了孝道派，以从父母为上；以《孝经》为代表则是孝治派，以从义为上。在从父之孝与从义的关系上，孝道派以孝为至高无上的根本，所以，当从父之孝与从义发生矛盾时，它就不会考虑政治的意义，而只考虑对孝的维护。以从孝为第一位，必然主张从父不从义。但是孝治派以治为至高无上的根本，因此，当从父之孝与从义发生矛盾时，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政治的义，以从义为第一位，主张从义不从父。由此可见，孟子关于“孝顺”的思想明显倾向于孝道派。为此，孟子关于孝的主要特征就不再是孔子所说的“孝敬”，而是修正为“孝顺”了。虽说“孝敬”的外在表现常常为“孝顺”，但并不是所有的外在“孝顺”都是真正“孝敬”，孝敬是发自内心的，有内容的；而“孝顺”则多为外在的、形式的。
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家认为：“小杖则受，大杖则逃。”在他们看来，认为父母有小过错就埋怨是不对的，而对于父母有大过错不埋怨也是不对的，即孝敬并不僵化、教条，而要随着内容的对错，程度大小的变化而变化；而孟子所谓的孝顺则往往是僵化的，形式上一味地孝顺则往往就是实质上的不孝、不敬。在此，孝敬与孝顺就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