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和礼制是周人的文化创造，但它们却深深地植根于人类最基本的血缘关系，是对人类原始自然的血缘关系进行改造、提升的结果。因此，在周人自己和传统的中国人看来，宗法和礼制是任何人最终都无法回避和逃遁的，是本源于天而无可更改的。这是周人的立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立场，当然也是王国维的立场。抓住这个要点，也就找到了破解中国文化内在奥秘的钥匙。
再说亲亲和贤贤的问题。武王传位于周公，既打破了周人自己的传统，也与商的定制不合。这无疑是引起王位纷争的原因。但问题在于，武王这样做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和目的呢?《史记》载武王克商后的事迹曰：
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长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雒而后去。[9]《史记·周本纪》
司马迁的这段记载出自《逸周书·度邑解》，只是武王传位于周公一节未予采用。从这段记载看，虽然取得了克商的胜利，但武王并没有陶醉于胜利，反而因“未定天保”而“自夜不寐”。一方面，武王总结殷商的经验，认为殷商虽然覆灭，但它之所以能够强大至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登用人才，所谓“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另一方面，武王决心走出周的故地，在东部营建新都，直接建立起对殷商旧地的统治。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是中国古代由传统的部落或方国联盟走向以“王天下”为目标的新的国家形态的开端。武王意识到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的任务，因此把它托付给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才能、既“达”且“智”的周公。这应该是武王打破传统、违反定制，决意把王位传给周公的真正原因。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项意在长治久安的举措，却引发了一场几乎把周人毁灭的全面的灾难。
在这场灾难面前，以周公为首的周统治集团，一方面通过实际的政治措施应对现实，一方面在王位继承的问题上对商的定制和周人自己的传统进行反省和总结，紧紧抓住人类最根本的父子、兄弟的血缘关系，从“亲亲”的原则出发，打造出一整套完备的宗法制度。然而，真正使武王“自夜不寐”的原因却并不在王位的继承本身，而在于如何能够实现雄视天下而“王”的宏图伟业。对此，周公是有深切认识和体会的。在《君》中，周公向召公历陈自商汤到武丁的各代贤臣，希望召公和自己一道，“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日出，罔不率俾”。这就在政治实践的层面上，明确提出了“贤贤”的问题。王国维说：
尊尊、亲亲、贤贤，此三者治天下之通义也。周人以尊尊、亲亲二义，上治祖祢，下治子孙，旁治昆弟，而以贤贤之义治官。故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盖天子诸侯者，有土之君也，有土之君，不传子不立嫡，则无以弭天下之争；卿大夫士者，因事之臣也，不任贤，无以治天下之事。[7]65
王国维确实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但他断言周“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却与周的实际情况不合。看起来，王国维是把某种理想的状态(这种理想的状态，恐怕也是中国历代士大夫梦寐以求的)，加在了周人的头上。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这就是：《君》是周公和召公订立的同盟协定，这个协定不仅确立了周召二公“分陕而治”的政治格局，而且也确立了他们共同完成周“王天下”伟业的政治责任。正是带着这份政治责任，以周公为首的周初统治集团，完成了包括制度建设和思想建设在内，并为周文化乃至全部中国文化奠定其基础的最重要的文化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