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西哲学交汇中的“真理”与“道”
上述关于“道”与“真理”之差异的比较只是将其差异的方面突出来说的，并不否认两者也有相通或者相同的方面。实际上任何关于不同文化差异的比较得出的结论，都不难找出一些例证来加以驳难和否定。这并不奇怪，因为不同文化相互之间的差异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毕竟同属于人类文化，相同的方面会更多。虽然如上所述，“道”与“真理”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在中国古代思想家对“道”的探求中，也并非完全不包括对“真理”的探求，“道”有的时候也包含有近似于“真理”的意义。如先秦道家著作中有时会用夸张的描述把他们的“道”神话为“先天地生”的“常道”或“恒道”；汉代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6](董仲舒传)，试图将“道”说成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宋儒在对儒家之道的探求中体贴出“天理”二字，强调“天下只有一个理”[7]（p.196） 。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受到西学东渐影响的中国哲学，更是有意识地确立并不断强化着“真理”的观念，以至于在哲学乃至一切学术研究中，都坚信有“真理”并以发现真理作为无庸质疑的目的。
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西方哲学却出现了一股以反西方传统哲学为特征的“后现代”思潮，这种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真理”观的颠覆。经过这种颠覆之后，西方哲学家对“真理”的理解，在笔者看来其实是向中国古代哲学对“道”的理解靠拢了。
后现代主义的西方哲学对西方哲学传统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反省，试图跳出西方传统哲学的藩篱，显示出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种新转向。几千年来的西方哲学以发现终极实在，建立绝对真理的知识体系为己任，而后现代主义却举起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大旗，从根本上否定了作为世界基础而存在的终极本体及其绝对真理，倡导多元性、不确定性、无序性、矛盾性等。他们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对传统“真理”观所假设的那些不证自明的、具有终极真理意义的观念或概念进行解构，否定“真理”具有脱离人的思维和实践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性。在西方传统哲学家那里，真理本身同人的目的、需要和兴趣等毫无关系，人们必须不带任何成见去研究问题才能发现真理。然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真理并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构造的。“人类利用他们所制造的语言来构成语句，从而制造了真理”[8]（p.19）， “真理也是人类所造” [8]（p.34）。这不禁使人联想到中国古代哲学所谓“人能弘道”、“道行之而成”。在后现代哲学家看来，“真理”作为被人们构造出来、发明出来的应付环境的一种信念，其价值并不在于这种观念同某种与人的目的无关的实在是否符合，而在于它同人们已经持有的信念是否会发生冲突。一个信念只要与其余的大多数信念不发生矛盾便是真的，用罗蒂的话来说：“所谓‘客观真理’，恰恰只是我们当前有关如何说明发生的事物的最佳观念之谓。”[9](p.359) 换句话说，“是”与“不是”的意义已退居其次，重要的在于“当”与“不当”，“可”与“不可”。
在在后现代主义和阐释学者看来，哲学的目的已经“是维持谈话继续进行，而不是发现客观真理” [9](p.352)。因为建立在认识与对象“符合”基础上的真理并不存在的。不是认识，而是“存在”才有资格背负真理之名。如海德格尔所说：“真理就根本没有认识和对象之间相符合那样一种结构”[10](263)。新阐释学在“语言本体论”意义上提出了“对话”、“视界融合”、“协同性”等等新概念，以作为认识之客观性的替代，这实际上等于是宣告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和真理观的终结。而“真理”成了一种在人与人的“对话”、“视界融合”和“协同性”中“建构”起来的东西，那它实际上就已经不再是西方传统哲学意义上的“真理”，而接近于中国古代哲学意义上在人的“言”与“行”中诞生的“道”了[13]。因此可以说，在西方传统哲学意义上的“真理”被颠覆之后，中国先秦哲学意义上的“道”的价值反而显现了出来。
也许，在未来全球化语境下的哲学建构中，无论是中国传统哲学意义上的“道”，还是西方传统哲学意义上的“真理”，都应该在自我反思和相互沟通中取长补短，寻求视域融合。在中西哲学的交流与对话中，重新建构起人类哲学新的“道”观或者“真理”观。（作者：徐克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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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和团结[M].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9] [美]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0]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11] 刘文旋. 新解释学及其后现代性[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2).p.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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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徐克谦.论作为道路与方法的庄子之“道”[J].中国哲学史.2000(4).p.6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