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正义原则要求平等，但对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而言，正义原则仅仅属于面子范畴，是面子上追求平等，实质上追求不平等。从早到晚想的是如何管别人，是如何让别人成为自己的奴才，而自己则成为别人的主子；当自己当不上主子时，就极力将自己在面子上打扮成奴才相。问题是通向主子的路是不平坦的，也是艰难的。那么，如何才能快捷地成为主子？这时流氓手段就有了大用场。不怕有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知识分子一旦流氓化，就是流氓手段的精巧化，其威力是别的阶层都无法望其项背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就成了为流氓手段服务的有效工具。在现实中，一些有知识的人，对权力和官员的献媚手段其高明程度，是一般农民工和大老粗绝多想不到的，可谓既巧妙又精致，既“艺术”又“科学”。
中国知识分子这种内在不平等人格的终极体现就是皇帝情结的浓厚。在当前时代，虽然皇帝早已成为了历史，专制集权体制早已土崩瓦解，早已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在人格结构上，在面子包裹下，在心灵深处，中国仍有许多知识分子具有浓厚的皇帝情结和权威意识，只不过是披上了现代外衣，并且是采取了不同的实现形式而已。在市场经济下，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利用手中的一些学术权力通过市场交换的形式来实现自己的皇帝梦和权威梦。如有些研究生导师，利用手中的学术“皇权”，让女研究生变相成为自己的“妃子”，让男研究生变相成为自己的“臣子”。这里导师和“妃子”及“臣子”，三者在潜规则的基础上，共同演绎另一种形式的“皇权”生活，共同为导师成就“皇帝”梦！
再如，为了实现自己的一些不可告人的利益目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对同行的排挤和打压，也是当代中国一些知识人流氓性的一种表现。由于在心灵深处没有内在的正义感，产生这种行为也就是一种必然。一些处于学术权力关键位置的学者，对权力所有者是极尽巴结之能事，而对同行，或有竞争关系的同行，或对一些有学术贡献但没有学术权力的学者，面子上是应付和表扬，也许有时也捧捧场，但背地里则是极尽打击报复和诋毁之能事。比如在评学术奖或评领军人才方面，你发表几十篇文章或几百篇文章的未必就评上，而发表几篇文章的可能就会被评上。你发表的文章比人家水平高或你发表的杂志规格比人家高，人家心里就会不舒服，在后面就会有可能采取一些不可告人的手段来平衡自己的心理。由于存在科学研究水平难以准确度量的特点，这也就为这些知识流氓提供了发挥流氓本性的余地。他们可以充分利用科学评价存在困难的现实，为自己的流氓行径进行流氓式解释。这种情况下，在知识阶层内部，也导致了分化，少数人成了学霸，成了通吃犯，而更多的学者和知识人，则形成了一个相对弱势的群体，成了这些学霸的鱼肉对象。这些没有学术权力而真正研究学问的学者，一方面，需要忍受做学问的孤独，因为要真正做学问，本身就是一件苦差事，是需要献身精神的，另一方面，还要忍受这些学术流氓来自暗处的无理欺压、打击和排斥，这既是知识界的悲哀，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知识分子是社会发展的脊梁，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守望者。健康社会和文明社会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撑和知识支撑的。而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既需要知识分子本身的自觉，也需要外在条件的不断创新。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外在条件是既需要制度创新，也需要文化创新。这里制度创新是关键，文化创新是基础。从制度创新看，就是要构建更加平等和更加公开的制度体系。这里既要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不断破解官本位体制，也要加快学术体制改革，也要对学术权力进行有效制衡，反对搞学术集权主义。不能在政治上打倒了皇帝，而学术皇帝却岿然不动。要对学术流氓从制度上进行坚决惩戒，要极大提高学术流氓的流氓成本，要让其不愿流氓和不敢流氓。从文化创新角度看，要建设有内在正义感的精神世界，中国知识分子需要良心的拷问，需要神圣的熏陶，需要心灵的震撼，更重要需要一种恐惧的约束。因为来自面子的约束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并且这种约束本质是表里不统一的，也更容易导致伪善，这是一种更恶的情况。从长远看，从习俗改造入手，逐渐培育敬畏精神、诚信精神、理性精神，应是实现中国人文精神合理化和实现中国文化自觉的一个方向。否则，正义精神就很难内化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和潜意识中，知识分子的知识也就只是啖饭的工具而已，只具有世俗的含义，而没有神圣的含义，只具有肉体的含义，而没有精神的含义，只具有面子的含义，而没有内在的含义。在这种情况下，正义的价值就只是一部分人实现个人目的和利益的形式和手段，正义也就变成了非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