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文革”是中国当代史的一场噩梦。
基于最简单的政治原因，“文革”以“破四旧”的恶性方式，毁灭了大量的中国文明遗存；以“评法批儒”的粗暴方式，以极端化的偏狭理论，从服务政治需要出发清理文明历史遗产；对中国文明史作出了阶级斗争模式的简单化评判，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意识造成了新的扭曲。同时，“文革”以疯狂的人治方式，以无法无天的大混乱，毁灭了中国文明体系中原本已经越来越淡薄的法治传统。
今天，当我们真正获得了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当我们试图真正的正本清源，对我们的文明史进行系统的反思性总结，从而为我们的文明传统寻求话语权时，我们蓦然发现，“文革”劫难已经给我们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文明史埋下了深远的祸根。曾经普遍受到伤害的知识分子群体，基于对“文革”的反感，已经自觉地、不自觉地重新回归到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古老的历史意识中，将熟悉而陈腐的局部传统文化当做国宝国学，以某种难以言说的心态倍加推崇，并致力于向全世界广泛传播。
因为反对一个极端，我们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再一次，我们回到了曾经深陷其中的历史烟雾之中。
但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智慧，并没有被历史的烟尘淹没。我们坚韧努力的脚步，体现着中华民族再生与复兴的伟大心愿。在生存生计成为最迫切问题的历史关头，我们民族以最大的智慧，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新价值理念，停止了无休止的论争，从纷杂的社会大折腾中摆脱出来，全副身心地投入到了变革图强的努力之中。这种伟大明澈的智慧，挽救了民族，挽救了国家。
中华民族在最艰难的历史时刻，开始了真正的复兴启航。
但是，被我们搁置的问题，却并没有因为搁置而消失。文明史的中国叩问，并没有因为种种延宕而减弱。相反，当我们的国家日渐富裕强大而面临新的文明跨越的历史关口时，这一历史叩问，变得更加突出了。
一个民族的发展要保持悠长的生命力，保持饱满的生命状态，就必须有坚实的文明根基。这种文明根基的坚实程度，不仅取决于文明传统的丰厚性，更取决于一个时代基于清醒的历史意识而确立的继承原则。我们可以因为最紧迫问题所必须的社会精神集中而暂时中止大规模的社会争论，诚如战国名士鲁仲连所言：“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获得必要的社会条件之后，对自身文明历史的认真探究依然是一个民族复兴必须的，甚至是基本条件性的历史环节。
是的，我们应该告别“不争论”的特殊时期了。
我们所需避免的，是不能将文明审视简单等同于某一实际目标。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文明历史的审视，不应该成为任何实际目标的手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文明历史的探究，本身有其伟大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为实现伟大的文明跨越，提供经得起考验的历史精神资源。这个目标，就是在世界民族之林确立我们民族的文明话语权。
九
这样一本书，正是在上述思想的催生下写出的。
这本书的原本真身，是一部大型文献纪录片的全部解说文字。惟其如此，它的语言才有一定的跳跃性与形象性，会给读者一定的阅读美感。可是，当这部纪录片写完之后，朋友们与我的共同感受却是，它更像一本书。作为纪录片的解说，它需要大大稀释，从而释放出从容舒缓的形象美感。作为一部文明史著作，它却与学院化标准相去甚远。这本书既没有长长的注释，也没有开列庞大的参考书目，内文中的批量引号现象也极少。我所力图做到的，是将自己已经消化的知识与思想，简洁诚实地告诉人们，如此而已。强拉读者与自己一起走进书橱，是一件并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民族既往的原典著作，似乎从来都是这么简洁朴实的，使人有阅读快感的。
无论形式如何，它的思想阐发任务可以说是完成了。
故此，就让它以两者兼具的形式感，去与读者们拥抱吧。
这是一本力图理清中国前三千年文明史的书。
中国文明五千年，前三千年是我们的文明高原，文明圣土。在这三千年中，华夏族群历经了七大时代——五帝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帝国。在其中的每一个时代，我们的民族都曾经实现了一次巨大的文明跨越。历经七次大的历史跨越，我们的民族终于登上了中国古典文明高原的最高顶峰——秦帝国时代，成功地实现了中国疆域的统一，成功地创造了中国文明的统一，给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奠定了永恒不朽的历史生存范式。
此后，自汉武帝时代开始，中国文明出现了千丈瀑布式的历史大落差，开始了两千余年地平线式的涌动发展。在后两千余年中，我们虽然也有过局部的文明突破与技术性质的社会发展，但是，却再也没有出现过以社会制度为核心的文明形态的整体跨越。宋明之后的中国，在“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理念笼罩下，更是迅速地趋于僵化陈腐。以至于在清末，我们终于沦为几近僵尸的“古老肉”了。
中国文明的强大与不朽，不在变形的末端，而在雄厚的原生时代。
惟其如此，鸦片战争 160余年之后，在我们的民族面临新的文明跨越的历史转折时期，重读我们的文明历史，以新的价值理念寻求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在我们需要抬起头、直起腰的时候，重新解读中国前三千年实现文明连续跨越的历史奥秘，领悟那些隐藏在当时社会实践逻辑中的历史延长线的指向，对于我们这个从来没有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整体反思自身文明，并在世界民族之林确立文明话语权的民族来说，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国家文明话语权的确立，是实现民族复兴与文明跨越的必备历史条件。
实现国家文明话语权，是中国民族的历史责任，更是中国人文学界的历史责任。
一面呈现历史，一面解析历史，是这本书的基本特征。诚实地说，这本书未必能承担上述重任。但是，它可以是精卫所衔的一枝微木，可以是试图填平沧海的一种努力。
（本文摘自《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孙皓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