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前苏联学者也对文化问题展开了积极的研讨。从总体来看，他们的观点更强调社会政治与历史的维度。如果说，欧美学者更侧重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待文化，那么，前苏联学者则更侧重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阶级矛盾与对抗等角度来看待文化。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紧密相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状态等都是文化发展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他们提出了文化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总和的观点，也就是说，文化既包括了人类物质活动的对象性结果，也包括了人在这种活动中所发挥的主观精神和才能，前一种属于物质生产，后一种属于精神生产，物质生产产生物质文化，精神生产产生精神文化，二者是有机统一的。总之，他们的文化观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在中国学界的出现，当在清末民初。当时所用的“文化”是西文Kultur和Culture等的汉译名，国人之所以采用这个译名，一者是因为中国古籍中本来就有这个名词，二者采用此名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日文的影响。日本人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开始从汉语中借用“文化”一词来翻译德文的Kultur和英文的Culture。清末民初之季，大批国人东渡求学，当时的许多中文期刊杂志都是在日本首先问世的，提到“文化”之类新名词的许多文章又都首先发表在这些期刊杂志上，而撰写这些文章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有过留日的经历。由此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断，“文化”像许多其他新名词一样，是经过了日文的中介而进入汉语的。(18)
19世纪末，中国思想文化界已经认识到，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绝无出路，因此必须急起直追，学习西方文明。有志于变革求新的知识分子，若康、梁、章、严之辈，在他们的文章中常常使用“文明”一语，特别是梁启超，他用得似乎最多，以1901年为例，他发表的文章中几乎篇篇可以找到“文明”，而且有些文章中还不止一处。譬如，在《过渡时代论》中谈到正在过渡中的俄罗斯时说：“俄国自大彼得及亚历山大第二以来，几度厉行改革，输入西欧文明，其国民脑中渐有所谓世界公理者，日浸月润，愈播愈广，不可遏抑。”(19) 在《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中谈到二十世纪时说：“今天下之士想望二十世纪之文明者，必曰：二十世纪乃精神的文明之时代。”(20) 他后来发表的文章中不断使用这一名词，在他的影响下，期刊与书籍所载文章中，“文明”一词屡见不鲜。而在论者的笔下，“文明”常常是“野蛮”的反义词。
“文化”一名的使用则相对少见，梁启超似乎仍是近现代以来最早使用“文化”的学者之一。他在1901年发表《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一文，论述义和团的功绩，开篇即痛斥那些侵略我国土，瓜分我土地的所谓“文明国”的伪善，揭穿他们“可惊、可惑、可憎、可恶”的面目。随后在一段讲说他们自古及今进化的文字中两次使用了“文化”一词：
当往昔文化未开之代，争城争地，草菅人命，流血成河，曾无停晷，此所谓春秋无义战者，审其时势，度其人心，亦不深怪。今也轮船、铁路、电线之道通，而地球之面积日形缩小，渺沧海于一粟，视异邦若比邻，风教之盛，文化之隆，开亘古未有之新景，诚人群进化之时期。正宜讲和平之人道，顾万国之公法，博爱仁义，以达世界文明之目的，使天下率土，弹丸莫非公国，匹夫莫非公民，国民皆公，共享世界公权，不言自明矣。孰意计不出此，而竟至令人可惊、可惑、可憎、可恶者，所谓文明固如是耶？(21)
有意思的是，这段文字中不仅两次使用了“文化”，还两次使用了“文明”，显而易见，这里使用的“文化”均指“文治教化”；而“文明”则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1902年《游学译编》第一期有杨度写的一篇“叙”，其中使用了“文化”一词，但作者用得显然较为具体：“欧洲自十八世纪以来，思想横溢，沛然如骤雨之下，或主唯神论，或主唯理论，或主唯心说，或主唯物说，或主天赋人权说，或主世界主义，或主个人主义，或主实利主义，或主感觉主义，各挟其专精独到之理论，以争雄于学界，因而弥及于社会，形之于实事，使之有日进千里之事，以成今日之文化。”(22) 这里的“文化”似不指“文治教化”，而是指思想精进、学术昌明和社会进步的新面貌，用意比较明确。同年，《新广东》一书中说：“且夫满洲今日，沐浴汉人之文化者，盖已久矣，其野蛮举动虽未脱旧习，而残暴性质则既减其半矣。”(23) 这里的“文化”也指“文治教化”。戊戌变法之后，康梁等改良派倡言立宪，反对革命，1902年，康有为发表《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之后，翌年，章太炎在《驳康有为书》中用激烈的言辞驳斥康有为等人的保皇派观点。他在论及春秋时代汉族与吴楚的关系不同于当时的汉满关系时也用了“文化”一词：“而〔吴楚之〕文化语言，无大殊绝，……岂满洲之可以共论者乎？”(24) 章太炎这里所说的“文化”显然不像杨度所说的那样明确具体，大率仍是指人文精神、典章制度、风俗礼仪之类。1907年，在《中华民国解》中，他从文化与种族关系的角度立论，驳斥“金铁主义者”认为中华即“文化之族名”，符合西方的所谓“文化说”，而不是“血统说”，因此“以文化言可决之也”，提出“文化说”不可掩盖“血统说”的观点，指出中华文化实质上是汉族文化，而蒙、回、藏乃至满等少数民族只是在被汉族文化同化之后才能纳入中华文化之中。从文中所谈同化的具体内容看，则属于“文化”的内涵当有三方面，一为“语言文字”，二为“居食职业”，三为“法律符令”。(25) 后来在《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1910)中再次用到“文化”时，意思进一步明确，他把中国的学术概括成“六艺”、历史、政事、哲学、数学几个大项，从周朝开始，一路说到清朝，讨论其中的进退得失。他说清朝的学说“也算十分进步了”，但却不该就此止步，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六书固然明了，转注、假借的真义，语言的缘起，文字的孳乳法，仍旧模糊，……礼固然明了，在求是一边，这项礼为什么缘故起来？在致用一边，这项礼近来应该怎样增损？……历史固然明了，中国人的种类从哪一处发生？历代的器具是怎样改变？各处的文化是哪一方盛？哪一方衰？盛衰又为甚么缘故？……”(26) 这里的“文化”大体相当于他所谓的学术、历史、政事、哲学等。在这篇文章的另一处，谈到不同语言中相互借用的不同情况时，章氏也用了“文化”一语：“因为这几国都近中国，中国的文化先开，那边没有名词，不得不用中国的话，所以可以下断语；若两国隔绝得很远的，或者相去虽近，文化差不多同时开的，就不能下这种断语。”这里的“文化”则又用得较为宽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