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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书友们纷纷相告：古文化街文化小城不让摆书摊了。赶到书市一看告示，得知市场要改造，书摊确是不能摆了。为此，很多书友这个年就没过好，一见面就为书摊的命运叹息不已，几次小聚大家都愁得咽不下饭。著名旧报刊收藏家侯福志先生在给我写的信里动情地说：“读书人离不开旧书摊，就像鱼儿离不开水啊……”年后，我多次到古文化街探访，发现实际情况比原来预计的稍稍乐观一点儿：文化小城空间最大的小广场不让摆书摊了，只有几条小巷里还摆着不少书摊，但因地窄摊密，十分拥挤，淘书的环境远不如从前了。
古文化街文化小城书市，是天津目前唯一的大型旧书市场，是辐射全国的连环画交流中心和旧票证交流中心，是众多外地游客喜爱的观光淘宝场所，是天津重要的文化窗口。这里最近出现的令人遗憾和忧虑的状况，自然使已经沉寂了数年的关于天津旧书市场命运的话题，被重新激起，被广泛热议。
2009年，我参加了“新中国巨变60年”征文活动，本来可写的题目有好几个，但我觉得自己体验最多、感触最深的还是天津旧书市的发展变化，于是写了《旧书市新感觉》一文，表达了“在天津的快乐生活之一，就是逛旧书市”的心情；其中写了改革开放以来天津旧书摊群从小海地、八里台到历博、二宫，从文庙、三宫、新世纪广场、沈阳道、鼓楼南街到古文化街的不断迁移，特别提到“近年兴办的古文化街文化小城大型旧书市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天津条件最好的旧书市场，让人们看到了天津旧书市的美好前景”。时至今日，相关部门和单位都应该珍惜天津旧书市场来之不易的安定而繁荣的局面，并且积极创造条件予以巩固和扩展，使之逐步形成像巴黎塞纳河左岸那样闻名于世的书摊文化风景，千万不能再做任何有损于它的事情。
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中说过：“消灭一个民族的第一步，就是要消除有关这个民族的记忆。”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说法：“强大一个民族的第一步，就是要强壮有关这个民族的记忆。”旧书就是民族的记忆，旧书市就是民族记忆的载体，它们可以唤起记忆，可以勾起对过往的怀想，形成一种特殊的依恋感，并拥有一种归属感。有学者指出，当人们失去了自己所熟悉的事物，对一个人来说就意味着从熟悉的环境所唤起的记忆中被流放并迷失方向，威胁着人们丧失集体身份认同，丧失他们身份认同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旧书，以及旧书的流通，是学术传统的承续，而更为重要的，它是民族记忆的保鲜；倘若漠视它们，忽略它们，那么其对社会产生的潜在危险是可想而知的。
我曾在孙犁的书房里，见过一些《四部丛刊》、《丛书集成》的零本。旧时，这类书卖得并不贵，但却能有效地助人增长知识。孙犁年轻时喜好逛旧书摊，因为书摊的书便宜，尤其是几部著名丛书的零本，许多人对此不屑一顾，而他认为这样的丛书买全了没有多大的用处，买零本则可以选用，“所费无几，是一种乐趣”。除了捡便宜书外，逛旧书摊的乐趣还在于通过精神漫游而得到心灵滋养。每次逛罢书摊，虽然腿也遛乏了，眼也寻倦了，但回到家中，掌上明灯，沏上热茶，细心摩挲一遍淘来的收获，就如同戴望舒先生在《巴黎的书摊》中说的那样，“倒也是一个经济而又有诗情的办法”。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天津的旧书摊成就了当代文化大家黄裳、周汝昌、姜德明……
书摊不妨碍任何人的利益，好像也没有人故意难为书摊；然而，多年来一些城市的旧书市场四处流浪、难以稳居的曲折经历，十分真实地映射出文化发展与城市建设之间的尴尬关系。城市地价日益昂贵，开发项目越来越多，一有商机，盈利上处于弱势的书摊便天然地成为被牺牲、被驱走的首选对象。在很多城市中，酒楼、饭店、娱乐城、洗浴中心、大排档和烧烤摊越开越多，就是没有一处旧书摊的容身之地。
还听说，有的地方的旧书市场突然被取缔，是由于市场里有人卖了不该卖的书。市场需要管理，不该卖的东西当然不能卖，但是应该谁违法处理谁，而不应该搞“连坐”，殃及无辜，因个别人违规而取缔整个市场。试想，如果菜市场里有一个菜摊出现质量问题，那么管理部门肯定不会让市场里所有菜贩一律停业下岗的。在那些主事者眼里，蔬菜是百姓生活所必需的，而作为“精神食粮”的书籍则是可有可无的。
上世纪40年代，《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先生曾著文《为国家求饶》；近读青年学者熊培云先生新著，见其中亦有一文《为情侣求饶》。我没有前者那么巨大的企望，也没有后者那么高妙的境界，我只是套用一下他们的标题，自撰小文，为书摊求饶——别再折腾可怜的书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