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形象的分类
以传统士人君子为原型的老生行是由一系列指向稳定而鲜明的具体人物形象群建构起来的，继承了元杂剧、明传奇末行、正生扮演“公忠者”正面形象的特点，具体来看，主要由三大类构成：
(一)救世英雄
英雄脱颖而出与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关，尤其在社会秩序失常及历史大变动的转折关头，士人阶层中的优秀者往往有铁肩担道义，力挽狂澜，解国家、民族与危难的责任。如《战国策》、《史记》等，可谓一部部士人君子“英雄救世”的传记历史。戏曲舞台上的英雄故事，一方面彰显英雄整饬混乱社会秩序的特殊力量，一方面从历史意识的角度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英雄观。
从学术的角度看，戏曲舞台上的英雄故事不仅隐含着与史实共有的深层叙述结构和叙事意义，而且以凸显英雄在伦理道德属性上的本质特征成为戏曲叙事的普遍范式。进一步说，戏曲艺术不仅以士人“英雄救世”为其主要内容题材，而且以老生行当为士人“救世英雄”形象的主要载体，从而使指向“救世英雄”形象群的传统士人成为老生行形象谱系建构的主体之一。
以下不妨结合几个“救世英雄”群像集中的历史剧目谈谈。
“三国戏”是老生行英雄叙事建构较早的剧目之一。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救世英雄”自元杂剧起就是末行形象谱系的支柱形象。在杂剧中诸葛亮是正末形象，《博望烧屯》、《隔江斗智》、《五马破曹》、《七星坛诸葛祭风》等剧展示了诸葛亮 “志逐风雪”(《博望烧屯》)、“换斗移星，将机策运”(《五马破曹》)，“早晨间占易理，夜后观乾象”(《西蜀梦》)，“祭得三日三夜东风”(《隔江斗智》)近乎“神人”的英雄才能。
关羽在《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关云长千里独行》、《关云长单刀赴会》剧中扮正末，尽显其“文武全才，通练兵书，习《春秋》、《左传》，济拔颠危，匡扶社稷”(《单刀会》)，“内藏着君子气，外显出渗人威”(《望烧屯》)的英雄本色。
张飞在元杂剧三国戏中亦多扮正末。但由于张飞勇猛、刚直、粗鲁的性格特点，所以一般很难将文质彬彬的士人与张飞联系起来。实际上张飞也是士人。士人最早身份有武士、农夫、乡序等，显然张飞在杂剧中是作为主要正面英雄的士人形象归属正末行。
清代花部地方戏的“三国戏”十分
丰富，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所收三国剧目几乎贯穿“三国演义”，无论是关羽、诸葛亮的系列剧还是《捉放曹》、《击鼓骂曹》、《让成都》、《战宛城》等剧目，刘备、关羽、诸葛亮、陈宫、祢衡、刘璋、张绣等一批英雄形象都是老生行当承载的角色。“三国戏”成就了京剧生行几代杰出的艺术表演人才，据民国时期文献记载，程长庚、卢胜奎等京剧老生演员享有“活诸葛”、“活鲁肃”、“活关羽”之美誉。
反映杨继业家族三代英勇卫国的杨家将英雄剧目，最早见于元杂剧朱凯《昊天塔孟良盗骨》。其中正末由杨令公、孟良扮，杨景(杨六郎)扮冲末，杨七郎魂子扮外末。
有清一代杨家戏甚是繁荣，清宫廷有杨家将的系列剧目《昭代萧韶》，花部地方戏杨家戏也极为丰富。《京剧剧目初探》所列杨家戏就达三十多个，尤其《李陵碑》、《洪羊洞》、《四郎探母》更是京剧老生行当必备的看家剧目，而杨令公、杨六郎扮演的老生行当贯穿剧目始终。
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久远，宋元戏曲中有孔文卿《秦太师东窗事犯》和无名氏《宋大将岳飞精忠》；明传奇的岳飞戏有李梅实原著、冯梦龙改定《精忠旗》、吴玉虹《如是观》(又名《倒精忠》)、李玉《牛头山》等。在这些剧中作为正面形象岳飞扮正末或正生。清中叶以后，地方戏曲中出现了许多岳飞故事戏。据《京剧剧目初探》所列，其中由《说岳全传》改编的剧目有37个，岳飞在京剧中始终扮老生行。
(二)义士忠臣
表现正义精神的剧目很多，“义士”是老生行角色指向极其重要的形象群。
《赵氏孤儿》是一出典型的敷演“义士”赴难的英雄剧，明朝朱权的《涵虚曲论》把它誉为“雪里梅花”。自元人纪君祥《赵氏孤儿大报仇》以来，宋元南戏有《赵氏孤儿报冤记》，明代传奇《八义记》，清朝花部梆子戏有《八义图》，京剧有《闹朝击犬》、《搜孤救孤》、《灭屠兴赵》等。戏剧中主要塑造了韩厥、公孙杵臼、程婴三位义士形象。在元杂剧和南戏传奇中三位义士形象是“末”行扮，韩厥和公孙杵臼扮正末，程婴是外扮，在花部地方戏和京剧中公孙杵臼、程婴归属老生行。这出歌颂节烈义士的戏剧充满了浓郁的悲剧意识，三位义士“舍生取义”所表现出的人格力量、抗争与超越精神，无疑是这出戏几百年来征服观众之根本所在。
伍子胥也是深受民间喜爱的充满正义感的复仇英雄。这出戏自元杂剧李寿卿的《伍员吹箫》始，至京剧“伍员戏”系列剧目“鼎盛春秋”，一直是作为表现朝廷忠奸斗争的叙事典型，但实际上，伍子胥复仇行为本身所体现出的主体不畏强暴、高扬正义的独立意志也是不容忽视的。几百年来伍子胥这种在善恶对立中展示出的独立人格力量已经积淀为民族不畏强暴、坚持正义、固守气节的优良传统。作为复仇英雄的形象，伍子胥在元杂剧是正末扮，在秦腔、京剧等地方戏由老生行扮。
再如元杂剧高文秀《保成公径赴渑池会》的蔺相如临危受命、不辱使命完璧归赵，以国家利益为上，且不计前嫌与将军廉颇精诚团结。蔺相如在杂剧中扮正末，在京剧《将相和》中是老生扮。
前述诸葛亮、关羽、张飞及杨家将、岳飞等人物形象固然是乱世中济世解民的英雄，但是由于主体独立意志的支配，英雄行为的动机与儒家尚“义”的道德理念密切相关，因此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大义之“忠”的道德典范。诸葛亮为蜀鞠躬尽瘁，恪尽为臣职守，用生命实践了君臣之“大义”的“忠”。清人朱璘有言：“予以为孔、孟之学，发明之者，来先儒也；身体而力行之者，诸葛武侯也。”关羽、张飞也是“忠之义”的楷模。杨家父子、岳飞父子都体现出个体“临患不忘国”、“忠不辟危”的公忠精神，在民族、国家面临异族外侮时，自觉担当起责任和义务，恪职守忠，蹈死不顾。
戏曲中由老生扮演的义士形象还有：《击鼓骂曹》的祢衡、《捉放曹》的陈宫、《八大锤》的王佐、《南天门》的曹福等。他们身上带着先秦士人一诺千金、知恩图报、疾恶如仇、遗世独立，坚持正义的品格，在面临生死抉择时义无反顾、舍生取义，以生命践履了儒家君子人格高尚的精神境界。
(三)帝王圣贤
在戏曲老生行当形象指向构成中，帝王圣贤是一个重要的形象。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古代英雄观的“英雄”最初所指涉的理想对象就是帝王类的人物。刘劭《人物志》曰：“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帝王一般都有统一天下的王霸雄心，他们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掌握着整合社会政治力量的最高权力。他们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使他们最有条件实现理想的人间政治，成为救民于倒悬的时代英雄。因此，帝王的形象在传统戏剧舞台上往往也是国家统一、社会秩序安定的象征。
如果说帝王多指乱世创业的英雄，那么圣贤则主要指帝王中的在道德行为方面突出的政治人物，也就是通常被社会予以更多嘉许的所谓明君。帝王圣贤中很多是从具有王霸胸怀的士人中脱颖而出的，他们的知识结构、精神气质、道德理念及其建功立业的王霸实践与士人君子的追求是一致的，他们也是士人君子。他们的身上体现着儒家“仁政”“民本”的理想，他们的气质、容止带着儒家对君王的礼仪要求。帝王圣贤是封建社会被普遍崇尚的理想人格形象。在戏曲想象中，帝王圣贤既作为时代的英雄，也作为道德上的士人君子。
戏曲艺术对古代帝王圣贤的塑造，寄托了民众对乱世英雄、清明政治社会、贤良明君的渴望和期待。元人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以及罗贯中的《宋太祖龙虎风云会》、高文秀的《刘玄德独赴襄阳会》等都是以帝王为主要角色的剧目，其中唐玄宗、汉元帝、赵匡胤、刘备在剧中均扮正末或冲末等末行脚色。
京剧剧目中帝王形象较多。如《摘缨会》的楚庄王、《取荥阳》的刘邦、“三国”戏的刘备、《打金砖》的李世民、《打金枝》的唐王、《风云会》的赵匡胤(红生)等都表现了帝王的英明、仁慈。他们既是时代建功立业的英雄，又具备了儒家伦理道德标准所要求的贤明君主的几乎全部美德。《摘缨会》的楚庄王心怀大略，不以小节而伤害将士，从而兴楚国，霸诸侯，为春秋一代英君。京剧《三国志》的刘备更是创作主体按照审美理想和道德标准塑造出来的一个千古明君的艺术形象。他礼贤下士、三顾茅庐，审时度势创立蜀国基业，刘备身上体现了中国人对明君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在民间艺术想象中刘备与其说是贤君帝王的典范，不如说是忠厚仁义的君子，因为在民间看来刘备的行为处事更符合君子标准。
如果说，戏曲艺术形态的老生行当以脚色的建构、形象指向的构成及其剧目叙事，定格了中华民族积极有为、铁肩担道义且文质彬彬、中正稳健的士人君子形象，那么反过来说，传统社会精英群体的士人君子则清楚地表征了老生行当脚色现实中原本、最初的形象。无论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还是戏曲行当艺术的理论研究，老生行当蕴涵的深层文化意蕴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而且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将十分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