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各级地方官员对会党情况有所警觉，但总体而言，其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譬如庚子年前后的湖南巡抚俞廉三曾将称会党分子“手无利器巨资，胸无远谋大志”，但这种情况在革命党人加入之后就大不一样了。革命党的举义大多是通过会党间接发动群众，三者结合势必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由此也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后来的历史书写中革命党人对于这段历史却颇有隐晦，譬如蔡元培在修革命党史的时候，孙中山就特地关照他不要多写会党)。
9、领导人的经验、意志及心理素质均不过关
论史者常批评慈禧太后选择载沣为接班人是巨大的错误，实则在讲求“名正言顺”宗法制度下，慈禧太后并无其他人选。载沣的为人固然宽厚，但其性格内向，讷于言词，加之政治经验缺乏，以其个性与才能，根本无法驾驭重大的危机事件，何逞辛亥革命的变乱局面。
颜惠庆曾这样评价辛亥革命时期的清廷主政者：摄政王载沣虽意图良美，但生性软弱；庆亲王奕劻富有丰富的经验，可惜年事已高；协理大臣那桐富有才华，能言善辩，却缺乏实际本领和决断才能；唯有镇国公载泽，在满族大臣中堪称果决勇毅之人；协理大臣徐世昌与另两位大臣梁敦彦和盛宣怀，他们虽然满腹经纶，老于世故，但面对只有打过仗的人才能应付的局面，就显得体魄不够强健，气势不能夺人了。
以保守著称的御史胡思敬称“大清之亡，亡在皇纲不振，威柄下移，君主不能专制，而政出多门”，其认为摄政王载沣如能力行专制，“虽以无道行之，未遂亡也”。这显然又是另外一种荒唐。末代皇帝溥仪在回忆录中为父亲未能果断斩杀袁世凯而感到遗憾，这种政治见识更是等而下之。载沣不杀袁世凯，实际上是在无意间给皇族留了条后路，如果1909年杀了袁世凯，革命后皇族恐无噍类耳。
保路运动中的处置失当与辛亥革命的惊慌失措，实证了载沣不是一个合格的主政者，其领导能力的缺乏，失去的不仅仅是个人权势，其中更多的是是流失了大多数黎民百姓对安定、秩序、发展的期盼及由此带来的不可估量的生存利益。轻率的让权，未尝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作为临危受命的袁世凯，其对清廷固然不无怨气，但要说他存心报复清廷也未必说得不过去。袁世凯与当时众多的官僚士绅一样，大体上也只是跟着形势走而已。如果袁世凯意志坚定，其在《十九信条》下全力扶持清廷，成为东方的“俾斯麦”也并非没有可能，因清廷一方在军力、经济、组织、外交等诸多方面实则是远胜于革命军，武汉、西安指日可破，南京亦恐难保，形势比人强，但其以“各地蜂起、无钱打仗”作为借口抛弃了清廷，那他就只能选择去做洪宪皇帝了。
就这点而言，袁世凯的见识、胆识与魄力远逊于曾国藩，正如辜鸿铭所嘲讽的，袁世凯是一个十足的胆小鬼和叛徒，借口为了节省这面旗帜的布料而不得不将它扔到了一边。袁世凯如此，其他有代表性的士人如末代状元张謇、汤寿潜等也迅速转向革命党，其节操固不足论，正如史学家陈三立对国变之源的追论，国家的兴废存亡非一朝夕之故，而“节钺重臣号为负时望预国闻者”昧于天下之势，更致人纪防堕、人心狂逞，一群无责任感的亲贵重臣把持权柄，清廷又岂能不亡。
10、激进、草率、未经大多数人认可的政治构架遗患无穷
十年的清末新政与立宪对于近代中国的转型来说无疑是快马加鞭，但突然爆发的革命更是如电光石火，中国人尚不知道君宪为何物的时候，历史已经转进了更为茫然的共和年代。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在于，以满族亲贵的腐朽性、民族矛盾的伪构性掩盖了传统政治及社会制度的顽固性，并进而使原本以现代化和民主化为目标的浩大运动完全偏离了方向。
民国后实行的共和体制实为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一个翻版，然司法权始终坐冷板凳，所谓“三权”，其实只有“两权”，而“两权”的设计又因西方制度与中国传统的水土不服，加之私心作祟(初为内阁制，孙来后改为总统制，孙去袁来后又改成内阁制，袁世凯掌权后重归总统制，袁死后又改回内阁制)，最终导致国会、总统、国务院三者关系揪扯不清，“府院之争”多次上演，“倒阁”频率较之法国更为盛行(北洋时期的总理平均任职时间不足半年)。如此假共和、假民主倒不如真帝制、真独裁，因为假货尚需要附加的美化伪装成本，其效益反要大打折扣。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N。佩弗认为，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的共和政体只是美国的仿制品，注定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
事实上，当年制定《临时约法》的那些革命党过于年青，他们对中国的传统、历史及其具体国情的了解乃至学识都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制度设想和构架既没有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思考，也没有对大众进行充分的启蒙并取得广泛的共识。由此，由革命党人操控的各省代表会议及临时参议院又岂能真正代表民意，就其民主程度而言，尚不如袁世凯提议的国体问题交由国民大会解决来得更开明。更重要的是，这部宪法性文件的制定过程中严重缺乏民众的实际参与和民意的表达，它究竟代表了中华民国的国民还仅仅是代表了极少部分革命党的理想信念，这本身就是个问题。
旧法统或者说传统的专制结构(所谓“千年犹行秦政”)，其最基本原则在于“下级服从上级”，在经济的基础和结构还没有转型，民众的观念结构也没有转变，在大多数民众不主动参与的情况下，极少部分人试图把老祖宗的皇权专制一下转到西方的民主议会政治结构上去，这如何办得到呢？由此，革命党人简单的移植西方制度文明的尝试，最终导致水土不服、秩序大乱，其效果反不如老祖宗的东西，这几乎就是必然的结果。
清末民初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大体上仍是一个农业社会，而农业社会是无法支付起民主共和之成本的。在经济、观念、制度的结构都不曾改变的情况下，搞一部宪法，设几个新机构，这种所谓的转变，其实还是在旧有框架里继续游走。西方的议会政治，说白了是“分权制衡、各有职守，依法行事”，这和中国传统的“下级服从上级”完全格格不入。这套新规则，不要说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学不会，就算是孙中山和那些革命党人恐怕也是搞不来的，“二次革命”便是例证。
所谓“结构不变，结果不变”，结构的转型，一转百转，千头万绪，理想的方式本该是和平渐进的改良，逐步发展经济、启蒙民众并让民众主动的参与进来，最终达成广泛的共识和规则，这个过程非百年不能成功，激进的暴力革命只能让这个过程更加复杂甚至重走老路。
辛亥的胜利，主要在于赶走了皇帝或者说剥夺了一个家族的世袭权力，其打倒的只是专制的顶端，但对于专制的基础却几无触动，无论是当政者的思维或是民众的素质，乃至各种制度及其经济社会的条件，专制的土壤仍旧肥沃，继续专制的惯性和要求也远远超过了辛亥革命党人的想象与美好愿望。
潮打空城寂寞回。清朝虽然倒了，但依旧有很多问题值得反思。学者马良在《超越革命与改良》中指出，“就中国传统而言，皇权既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但很多时候则是一种象征。皇权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威，是保证政府决策正常化和社会秩序稳定化的威慑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皇权的存在并不影响民主政治的发展，相反，如果协调得当，皇权甚至科举都会成为民主政治的保证力量”。可惜的是，尽管《十九信条》下的虚君共和制可能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制度设计，但它的到来却选择了一个极不恰当的时机。
民国以后，不管是袁世凯也好，军阀也罢，甚至包括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其相信的通通都是武力，无论打什么旗号，最终均可以归为一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也使得中国一直在“治—乱”、“分权—集权” 的怪圈中来回打转。正如辜鸿铭在《清流传》中说的，民国进入了一个“群氓时代”，辛亥革命推翻了一个人的特权，却带来了更多人的特权，一个真皇帝被赶下了台，更多的军头、土皇帝们却迅速崛起，对老百姓的鱼肉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革命党人的理想超越了当时的国情与国民的接受力，由此导致了民国后长时间的混乱，并开启了上世纪政治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之先河。由于共和民主不是辛亥革命的主因，因而其不能成为革命之后经久实在的功绩，而宪政的制度化在革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更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天国目录。推翻满人的统治并没有真正开创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之路，也无助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后，满族贵族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国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汉民族国家”，但事与愿违的是，推翻清朝后的国内政局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因为汉人之间的冲突和争斗更加坠入深渊。
更有甚者，辛亥革命后几十年的政治剧变和失败，使得国民信仰的遭到了空前危机和混乱。正如鲁迅说的：“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月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很多烈士的血都被别人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在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强行实行所谓的西式民主政治，其结果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且极容易破坏了民主的名声和信誉。任何企图以观念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用意虽然善良，但目的未必能实现，结果也可能是走向设计者初衷的反面。
结构不变，结果不变，客观的历史进程证明，中国社会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理论形态，实际的进步都必须从基本的社会生活做起。浮躁的理论终究要回归大地。蒋梦麟曾说，辛亥的革命使中国“获得新生，前途光辉灿烂”，但是，有幸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国民们，在军阀混战、强敌入侵、内战频频的残酷现实面前，他们的生活较之前清非但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糟。历史的吊诡与讽刺，也就尽在不言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