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作家从维熙把自己能想起来的上世纪50年代作家的名字，挨个敲进电脑，打算为他们排个队，然后从历史的角度严格筛选。结果他无奈地发现，电脑屏幕上只剩下两个名字——沈从文和孙犁。只有他们“从人格到道义，从文学到生活，都是非常完美的”。7月12日，在三联书店举办的《布衣：我的父亲孙犁》出版座谈会上，作家出版社的这位前社长兼总编辑这样说道。《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一书由孙犁的女儿孙晓玲著，书中是一系列她回忆父亲的文字，参加座谈会的则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等受过孙犁“恩泽”的文学后辈。他们大多念念不忘孙犁“特立独行的性格，自我放逐的生存方式，与热闹场绝缘的一意孤行”。深切怀念这位“耿直，讲真话，有文采”的作家。
看看孙犁是如何远离热闹场并且“卓然而立”的：好几次，北京文化界、戏剧界领导到天津，市里派车来接孙犁去见这些地位高、名声大的人，但孙犁都没去。天津市作协和文联都曾给孙犁留有位置，但他哪儿也不去，一直在《天津日报》工作，前后经历了十几位总编。孙犁曾告诉老友、天津市文学工作者协会首任主席鲁藜，“我干不了这个（指天津市作协主席）。”这是远功名。更有直言不讳的人格独立，“平时看起来胆子很小，但在风口浪尖时却不出卖良心，决不为保全自身，对朋友落井下石，有自己做人的准则。”臧克家曾当面告诉孙犁，“你是敢于直抒胸臆，顾忌较少的，这一点你走得比我还远一点。”
作家是人，是坦坦荡荡的君子，更是远离物欲，坚守文艺规律和文化信仰的公共知识分子。纵然作为作家的人，可以用物欲需要，也不能因为这种需要而淡忘了职业本位——作家，不能扔掉这种职业崇高和人格使命。不去凑功名利禄的热闹，而甘愿进行自我“精神流放”，坚守一种人性的寂寞、交际的冷清，文品的高尚以及人格的清正。我更愿意将这种让人震撼的文化气概和精神称谓“孙犁风骨”。
“风骨”两个字是饱含一种硬度的，那就是对功利的主动性躲避和不屑。金钱再有魔力，你视它如粪土，就将人格本位和高尚本位放在第一位，精神气概和骨气就能凸显而出，用无所畏惧的“硬气”征服一切，达到人格和文品的顶峰。如果说“荷花淀”等作品为我们打开了一副诗化的文化境界，孙犁的人品和文品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豁然开朗的精神洞天，做人、养文，就应该具有这种风骨。
“孙犁风骨”在当下恐怕非常稀缺，在功利无所不在的今天，在贪污腐败不断的今天，世人皆在名利场和热闹场上留恋过多，更多人总愿意用金钱成就和排场场面凸显自己的人生和社会价值。很多人也确实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可是，在这个追求过程中，如果自己的行为不够光明磊落，经不起司法追究，经不起道德拷问，功名有了，精神发展和道德发展却会出现“严重亏本”，这些所谓的成功者不一定能得到真正的快乐。锒铛入狱者就是明证。
还有不少作家，掉进了钱眼里，以稿费多寡、财富多少以及作品是否畅销当做唯一标准，将市场规律当做唯一规律，甚至不惜让文化规律和“良心写作”服膺于市场规律。因为脱离了“为民呐喊”的文道、为人民呼号的职责，其所谓的畅销作品也很快成为“地摊上的廉价品。”没有多少流传价值。
“羞煞俗世营营辈，自榜大家自封王”，此刻，我们更需要“孙犁风骨”，将他老人家的高尚行为当做“精神清新剂”，当做文化方向标、道德指南针。每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因为过分功利而扔掉了高尚的人格信仰？有没有因为利润需要扔掉了正直的“发展的道德”？如果有，让我们多读读他老人家吧，给自己号脉，开刀，别再手软了！耿银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