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21世纪应该是“东化”的世纪。我们不能只讲西化，不讲“东化”；不能只重视“西学东渐”而忽视“东学西渐”。根据历史事实，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东学西渐”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近代有过“西学东渐”，也有过“东学西渐”。在“东学西渐”中，有两个人值得注意的：一个是卫礼贤(1873-1930)，一个是翟理斯(1845-1935)。
卫礼贤原名理查德·威廉，因为酷爱中国文化，便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卫礼贤。他是德国基督教同善会的一名传教士，1899年来中国传教，也从事于教育和慈善事业，1924年回德国。在华期间，曾与康有为有交往。他翻译的《易经》，在德国以德文出版。他还创办了礼贤书院，潜心研究中国儒家学说。从1903年起，卫礼贤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论文，并着手翻译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已出版的有《论语》(1910)、《老子》、《列子》(1911)、《庄子》(1912)、《中国民间故事集》(1914)和《易经》(1924)、《吕氏春秋》(1928)和《礼记》(1930)等。回国后，在法兰克福创立中国研究所，出版杂志《中国的科学与艺术》，成为“中国在西方的精神使者”。通过他，西方思想界的一大批代表人物接触了中国文化，从中得到了或多或少的启迪。
英国汉学家翟理斯来中国居住并游学。他在中国担任过多处英国领事，后来担任英国剑桥大学第二任中文教授，治学勤，著述多，有“其书满架”之誉。他对东学西渐有很大贡献。他著有《中国历史及其它概述》。他编的《华英辞典》，提到很多中国文人，附有各个汉字的广东、客家福州温州宁波等9个方言区的方音拼法。他著《古今姓氏族谱———中国人名大辞典》，介绍了从先秦到19世纪的中国历史人物。另著《中国文明》、《中国文学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提到过这部外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他翻译的作品也很多，有《英译汉诗》。1898年他从《聊斋志异》的455个故事中选译了164个故事，并根据其中的《梦》(即《莲花公主》)改写了一部芭蕾舞剧《蜜蜂》，1916年该剧上演后在欧洲引起轰动。他还有两次重译的《佛国记》(1877、1923)，1905年写《中国绘画艺术概要》。他还著有《儒家及其竞争者》(1915)，并对《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思想经典作了部分翻译。他和他的儿子对《庄子》都很有兴趣，各有自己的《庄子》节译本。他的知名度很高，孙中山1897年春复函给他(时任剑桥大学教授)，并应其所请写了一篇自传，谈到自己初次出国的感受，“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至于教则崇拜耶锦，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矣。”孙中山的这些感受与文化交流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