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胡适所概述，“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1]曾经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除了继承中国传统学术之外，还充分吸纳了西学的外来影响。
一
首先，从胡适等人的自述来看，他们大多承认受到了西方学理的启发。
1917年6月，胡适在归国途中，为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撰写了前言。在前言中，他解释了该书“与中国传统学问不同的主要之点”。他明确写道：“我比过去的校勘者和训释者较为幸运，因为我从欧洲哲学史的研究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中（例如在比较语言学中）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2]不久后，他在1918年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中也坦言：“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3]
1930年，在《介绍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胡适更是总结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和功用”。同时，他还声明自己的一系列考证文章，“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4]
1936年，在为《胡适留学日记》撰写自序时，胡适也说：“我在1915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详细的英文摘要，……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5]
直至晚年，胡适仍然强调说：“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地了解。……近几十年来我总欢喜把科学法则说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总是一直承认我对一切科学研究法则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导。”他还具体举例说：“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我之所以能说出这话来，实得之于杜威有关思想的理论。”[6]
毋庸置疑，正是因为有过这种受益于西方学理的切身体会，胡适自觉地提出了“输入学理、整理国故”的主张。1918年，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中，他即明确提出：“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7]此后不久，在1919年11月所撰写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他更是系统完整地揭櫫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而在1923年1月所发表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同样也呼吁：“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他并且还详细论证说：“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涂的时期。我们此时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8]
除胡适以外，作为近代中国引入西学的积极倡导者之一，梁启超也坦然承认受到了西学的启发。戊戌政变后，他东渡日本，“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9]他后来还回忆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10]
平心而论，梁启超一生虽“流质易变”，然而他始终不曾否认西学对他的影响。即使是在游历了战后一派肃杀凄凉的欧洲之后，他仍在1922年所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客观地将当时“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与高涨，归功于西方学理的启发。他分析说：“国故之学，曷为直至今日乃渐复活耶。盖出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触类比量，固亦不失为一良法。”[11]
很显然，正是基于这种深刻体认，梁启超在1902年就断言：“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12]1923年1月9日，他在对东南大学国学研究班发表告别演讲时更阐明：国学“真算得世界第一个丰富矿穴，从前仅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现在我们懂得西法了，从外国运来许多开矿机器了。这种机器是什么？是科学方法。我们只要把这种方法运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烦，自然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13]同月，他在《为创立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一文中也再次重申：“启超确信欲从事于发明整理，必须在旧学上积有丰富精勤的修养，而于外来文化亦有相当的了解，乃能胜任。”[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