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和谐社会，当今时代的重大主题。
和谐社会，文化传统的重要资源。
国学的现实意义在此得到跨时空的沟通。
2006年3月18日，在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与复旦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举办的“南北论坛”上，北京、上海两地学者就“国学与和谐社会发展”这一话题进行了思想砌磋。
国学近代以来的重估、重构经过了以下几个历史阶段: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论语注》、《孟子微》、《大学注》、《中庸注》、《礼运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开疑古风气之先河，是对传统儒学全面重新估定和重新构建的先导。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配合之，形成一股潮流。
章太炎的《国故论衡》、《齐物论释》、《检论》等，对传统诸子学进行全局性的重新估定和诠释，兼及佛学，成为清末国粹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
“五四”新文化运动，继承与光大了康、章以来对传统思想学术重新估定的事业，而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新文学取代传统古文辞及诗词曲赋，使上述重估、重构的影响急速扩大。
民国初，新教育制度形成，尊孔读经在正规学校教育中被明令取消。但传统儒学不仅在袁世凯及北洋军阀当政时继续被尊奉，在晚年孙中山和蒋介石执政期间，也继续得到褒奖。孙中山1921年在桂林答马林，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蒋介石亲自主讲《大学之道》、《中庸本旨》，以前者为方法论(格致为知识论，诚正修为道德论，齐治平为政治论)，后者为本体论。1933年发动新生活运动，倡导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赞成恢复读经，恢复文言文，抗战中又实行战时精神总动员。而在思想界学术界，从欧游回来的梁启超，到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再到唐君毅、牟宗三，等等，鼓吹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以复兴和光大儒学为己任，对儒学作了新的诠释。国家主义派则发动新法家运动。而在广大农村，包括像扬州这样并不偏远的中小城市，直到40年代后期，众多私塾所教授的仍然是传统儒学的启蒙读物。
与此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一批主要从事“西学”的学者，则常常将传统儒学、诸子学、佛学同封建主义、专制主义联系起来对之加以批评。30年代有所谓新启蒙运动，但规模与影响都很有限。40年代，对传统思想致力于“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发扬其民主性精华”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获得较多认同与应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传统经学、史学、子学、文学研究一度很活跃，也形成了一些文献整理出版的重大工程，但是，为尽快使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先是全面学习苏联，后来，学术思想研究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造成万马齐喑，最后一步步演进为“批林批孔”、“尊法反儒”，传统法家学说借无产阶级全面专政话语独步天下，儒家传统启蒙读物是这段时间同私塾一道被完全取消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解放了西学，也解放了传统文化遗产。新儒学、新道学、新佛学，一一成为学术界热点。九十年代以来，汇成国学热。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推进，构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已成为强烈的时代诉求。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构建，则需要对本国的以及世界的精神生产的各种优秀成果全面加以重新估定，以在前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这就需要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自由争鸣，互相切磋，互相借鉴，形成相反相成、优势互补的全新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巨大增长，给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而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则在于发扬民主，健全法治，以真正有效地监督和制止妨碍社会和谐的权力寻租、权力滥用及权力在公共服务领域严重缺位的现象。在文化上，提倡国学也好，提倡西学也罢，都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目标，经由重新估定，重新构建，让它们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有赖于百花园中万花绽放，而不是一枝独秀。
作者：姜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