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国学热”，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当前兴起的这股“国学热”？换句话说，为什么在当前的中国，“国学热”能够兴起？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促成了当前“国学热”的兴起。
中国近年来经济的持续发展引发了国学热
这次国学热的出现与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我们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从一个曾经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的大国，沦落为在西方的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的封建帝国。巨大的反差，使国人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感情色彩占据了上风，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沦落到那个样子，全是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惹的祸，于是，批判传统文化，否定儒家思想就成为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主流思潮，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五四时期、全国解放初期、“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儒家思想先后遭遇过数次大劫难。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我们的社会走出了过去那种封闭保守的僵化状态，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与国际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人越来越迫切需要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越来越需要表明自己民族所具有的独特价值的东西，这就激发了中国人复兴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当我们试图从传统中寻找能代表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象征时，挖掘传统文化及儒家思想中有价值、有益的思想资源就成为很自然的事，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这或许就是当今国学热产生的一个原因。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直接引发了国学热
亚洲四小龙就是指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陆研究儒家的声音基本上消失了，儒家思想研究的重点转到了我国港台地区。港台地区研究儒学主要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香港的新亚书院，一个是台湾的东海大学。但在港台地区，真正兴起，真正受到重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为什么？因为七十年代欧美经济不景气，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却出现了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增长，实现了经济腾飞，创造了一系列的“经济奇迹”。对这种现象，东西方学者很自然就要追问:这些国家和地区为什么会出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它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当人们试图探寻其中的深层原因时，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是得益于一种群体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这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的基础就是来源于有着数千年历史传统的儒家思想，就是来源于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东亚价值观”。在这些学者看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精神动力正是来自于儒家伦理，是对儒家伦理的成功应用和改造的结果。如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在他的《论语加算盘》一书中，认为自己成功的经验就是算盘加《论语》，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开创了儒家式经营之风。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陈荣照也提出了儒教精神促进了新加坡经济起飞的观点。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儒家思想传统的国家，作为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核心，很自然就会产生一种联想:儒家文化、儒家伦理导致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当我们的经济要发展，要腾飞的时候，也必须重视对儒家文化、儒家伦理的研究。这或许是当前国学热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对大陆学术界的反哺引发了国学热
现代新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初，这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创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二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这是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冯友兰、贺麟等。这两个阶段大致范围是1919年到1949年，是在大陆出现的。三是从20世纪4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是现代新儒学的成熟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方东美等。四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这是现代新儒学的复兴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第三代、第四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主要是在港台。
当代国学热的兴起与港台地区第三代、第四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他们以接续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主张在西方文化面前，应该完好地保留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和国民精神。他们著书立说，四处讲学，身体力行，在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著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陆续续在大陆出版并广为流传，大陆学者也兴起了对港台新儒学学者及其思想的研究高潮。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交流的不断扩大，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儒家文化热和国学热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国学热的兴起与海外华人的积极推动有很密切的关系
据说，我国目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大约有3500万，这些华人散居在世界的各个不同角落，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他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归属和认同，对具有共同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的归属和认同，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我国每年举办的各种祭祀活动，如祭祀伏羲、祭祀黄帝、祭祀大禹、祭祀孔子等，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海外华人回到祖国，共同祭祀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和道德始祖，这些海外华人的思想情感和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外力，也推动了当前国内国学热的升温。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引发了国学热
在国际上，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苏联解体，东欧巨变，马克思主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和危机，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一时间甚嚣尘上，在思想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些真空地带。一个人总是需要有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的，这种思想不去填补，别的思想就会去填补，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发现，传统文化中就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内容，而有些内容恰恰是我们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于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另一个精神的支柱，建构一套属于自己的道德信仰体系，就成为一种现实需求。这或许也是国学热兴起的重要原因。
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的矛盾以及个人灵与肉的矛盾冲突引发了国学热
我们说，当今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是一个面临重大转折的时代，是一个多元价值观碰撞和冲突的时代。中国社会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社会财富极大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在国家富裕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背后，很多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灵家园却日益变得荒芜，他们感到不满足，感到困惑和迷茫。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有所泛滥。人们在问:难道经济发展必然导致道德滑坡吗？难道社会发展必然带来诚信缺失吗？传统文化中重人际关系、重社会和谐、重道德修养、重礼义廉耻、重道德自律、重理想人格、重和而不同等思想资源一下子成为全社会最需要了解最需要获得的东西，因为这些思想观念正是当今我们这个社会最缺乏的东西。人们试图通过对儒家思想、传统文化、国学的重视，来呼唤社会的道德良知，呼唤正义的力量，呼唤健全的理想人格，呼唤人性中善的本质；进而希望通过传播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整体道德素质，再现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美好宿愿。这或许也是国学热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年来，以德治国、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在我国的倡导，加速了国学热的兴起
一方面，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有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就是说，国学热的兴起与近些年来我们一直提倡的以德治国、依法治国、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与时俱进、执政为民、道德修养以及义利观、荣辱观、礼义廉耻观等有密切的联系。因为这些思想本身就是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内容。另一方面，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从何而来？当然应该从中国的传统而来，应该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中国特色”的内容。离开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中国特色”也就无从谈起。正是有了党和国家的大力倡导，有了学界和民间的积极配合，以德治国、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这也是当前国学热产生与兴起的社会原因。
学界与媒体联手，推动了国学热的勃兴
近些年来，一些高校纷纷成立有关国学、传统文化、儒释道思想的研究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安徽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院等，出版的学术著作及研究文章不计其数，每年都要召开各种形式和规模的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欧美、东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也有相当规模的研究机构和学术队伍。
媒体方面，阎崇年先生在《百家讲坛》讲清帝，刘心武讲红楼，易中天讲三国，王立群讲史记，等等，这些学人雅俗共赏的讲座，重新唤起了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
除了电视台外，还有纸质媒体、网络媒体的积极参与和推动，譬如《光明日报》专门开设了国学版，中文搜索引擎百度开设了“国学频道”，新浪网高调推出乾元国学博客圈，等等。
最近刚刚颁布实施的《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种种现象说明了中国人需要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也说明了传统文化在中国具有深厚的社会土壤和民间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国学热的出现是不可能的。
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促使我们寻找自己的民族之根和文化身份，国学热应需而生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可能会亡国；但是，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而亡种比亡国更可怕。对中华民族来说，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成为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和象征，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日本人的惟一标志。悠久的传统文化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审美情趣和行为习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更加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合理开发和利用传统文化这个重要资源，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这是国学热兴起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当前这一股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是我们对一百多年来批判和否定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反思，是对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后的积极回应。我们应该顺应这股潮流，认真研究和解决当前社会所面临的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真正担当起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历史重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 王杰 中央党校教授.pages {font: 12px '宋体','Times New Roman'}.pages a {color:#000;text-decoration: underline;padding:0 4px;}.pages a:hover {color:#006699;text-decoration:none;}.pages {font: 12px '宋体','Times New Roman'}.pages a {color:#000;text-decoration: underline;padding:0 4px;}.pages a:hover {color:#006699;text-decoration:n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