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时候，中国人喜欢把政治道德化，或者把道德政治化，如果真要把政治道德化的话，这场元丰党人与元佑党人的政治斗争，表面上的旗号一个是“为天下理财”另一个是“为天下请命”，要论其实质，一派是不择手段想“大有为”，另一派抱定决心想“不作为”。一派是急功近利，另一派是抱守残缺。新党实为“投机”旧党多为“无用”。“元丰小人”与“元佑乡愿”之间，谁比谁会更高明一些呢？而真正的“君子之争”又在哪里呢？在这样的争斗中，除了政治胜利外，在道德领域里，无论那派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赢家。北宋变法在道德上的悲剧大抵如此！这种悲剧导致了北宋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分裂与对立，两派政治上的怨恨往往转化为道德上的鄙视，最终加速了党见之争与政见迫害的不正常政治风气的形成，新旧两党政治倾轧所带来的心态上的扭曲与主观上的成见又充斥其间，这从内部瓦解了北宋统治集团的元气，促成了一种政治堕落思潮的蔓延。
记得王江宁在变法之初，说过“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理财为先”是被不折不扣执行的，至于“人才为本”无非是“用人唯党”的幌子罢了，面对这种情况，当时之人也曾一针见血的指出：“有才不用用不才”。变法者只求“先”不求“本”其急功近利，可见一斑！商鞅变法奖励耕战，以利惠民，举国一致，开疆拓土，变法终成强国之基；北宋变法求利为先，敛财富官，天下攘攘、舍本逐末，变法犹如无本之木。由于缺乏社会支持度，其根基非常脆弱。由于赵宋统治者在变法过程中，片面追求“理财为先”，“笼地利，穷地宝，取利太甚”“上有其好，下必顺焉。”这直接导致了官府争利，士大夫言利，老百姓趋利。北宋变法反反复复，翻云覆雨六十年间，主流知识分子礼仪廉耻之心日趋淡薄，以讨巧取媚为荣，原有社会道德与是非标准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与其说北宋在变法中丧失人心，还不如说在变法中搞乱人心，更为恰当！王安石变法给北宋社会带来的最大的弊端，也莫过如此。对此我们能否下这样一个结论呢：北宋最后的五十年，之所以没有在“经济”与“财政”上破产，这要得力于变法之功;北宋最后的五十年，之所以在“道德”与“政治”上破产，这是受害于变法之过！
如果，没有突然来临的“靖康之难”，那麽这个拥有一亿人口的大国也许不会灭亡，但是一定会在物欲横流的陷阱中继续沉沦下去。或许一个王朝的式微，往往从“礼崩乐坏”开始！我想这句话应该是对“王安石变法”的最好的一种诠释。
往事越千年，萧瑟秋风，换了人间，昔时“功过是非”早已烟消云散。但是面对历史的这份积淀，今人的智慧不一定能超越先人。读罢青史，掩卷沉思，一声长叹，往日不可追，今日如一梦，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