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楚天金报》报道，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研中心)首次向社会公开了"383"改革方案总报告全文，勾勒出一幅详尽的改革“路线图”。此方案已形成名为《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和路径》的读本，将于11月初上市。
行政管理体制、垄断行业、土地制度、金融体系、财税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新体制以及对外开放等八个重点领域的改革，报告具体提出了涉及上述八大领域的三大改革突破口：一是放开准入，引入外部投资者，加强竞争；二是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设立“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三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集体土地入市交易。
报告也提出了许多八大领域中改革的具体措施，如“推进政府各项职能转变，大幅度实质性减少行政审批”、“建立廉洁年金制度……加快官员公布个人财产进度”、“放开对进口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的限制”、“再次重组电信企业，形成多家竞争实力相当的电信运营商”、“十年内使人民币成为主要的国际结算和投资计价货币”、“实施‘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制度”、“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过渡期后全面推开，并明确为区县级政府主体税”、“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逐步实现大学去行政化”、“推动能源、电信、金融等基础行业对外开放，引入有竞争力的投资和经营者，带动国内竞争”等。
报告公布之后，迅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同时，其中的一些措施也引起了网友和评论者的争论，而“建立廉洁年金制度”则成为议论的焦点，批评者认为“为公务员设廉洁年金也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廉洁是公务员的基本准则和底线，不能因为不突破底线就给予奖励”，支持者则认为“廉洁年金很有必要。但是这个年金的来源，必须是在现有收入中切出一块，等到退休后领取，绝不能打着廉洁的旗号再增加一部分收入。”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阳说“廉洁年金制度并非不可以，但必须是建立在制度设计完善的前提下，只有制度设计相对完善，那么通过养廉的方式来使公务员更加廉洁并非不可以”。
养廉为什么总被争议
北京晨报：“383报告”提出的“建立廉洁年金制度”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议，你认为这样的制度是否可行？
杨阳：要不要设立“廉洁年金制度”，这是可以商量和讨论的事情，就我个人来说，原则上并不愿意同意这样的制度，因为公务员的退休待遇总体上来说，在比例上要高于其他领域的人，比如说公务员退休工资的比例就要比企业员工高，这样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再设置一个退休后才能领的“廉洁年金”，这难免会引起其他领域中工作的人们的不满。
北京晨报：那么您认为“廉洁年金”对于治理腐败是否有帮助？
杨阳：用经济刺激的方式来鼓励官员廉洁奉公、减少贪腐现象并非今天才有，对于“养廉”的争论也一直都有。实际上，真正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养廉与否，而在于更深层次的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和完善。养廉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而今天，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治本，仅仅治标已经不能解决当今社会中的问题。
杨阳：现代国家没有“养廉银”
在一个社会中，公务员究竟应该处于什么样的生活水平，公务员的待遇又应该处于什么水平？如何才能让公务员更加廉洁？如何最大可能地防止腐败的产生？
杨阳说“防止腐败的根本在于制度设计中尽可能地减少腐败产生的机会，比如公权力的来源、公权力所掌握和控制的社会资源、对于公权的监督等，在这个前提下，充分考虑到公务员本身的利益，让他们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而且，我们的公务员收入问题，主要在上下层公务员待遇福利的分化问题上。”
治腐根本在于设计
北京晨报：治理腐败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你看来，腐败根源在哪里？
杨阳：想要治理腐败的问题，就要从制度设计的层面去解决，仅仅是通过养廉的方式，是不会起到作用的。而如何在社会的基本架构设计中防止腐败的滋生呢？那就要找到腐败产生的根源。首先，公共权力腐败的程度往往和公共权力的边界有关，也就是说和公共权力所掌握的公共资源有关，公权力可以调动的资源越多，腐败产生的机会就越多，腐败的范围也就越大，程度也就越深。相反，公共权力能够调动的资源越少，腐败的机会就越小，范围就越小，程度也越浅。换句话说，公权力掌握的资源多少和公权力腐败的情况是成正比的。
北京晨报：是否也有对公权力的监督问题呢？
杨阳：根本在于公权力的来源问题，这也是第二个和腐败相关的根源。一般来说，由民主程序所产生的，自然会对公众负责，这就形成了一个外部监督。目前来看，民主程序仍旧是对公权力最根本的制约方式。反之，如果是上级任命的，那么就很可能会出现唯上的现象，对公众的不负责，就容易产生腐败。
治理腐败从何入口
北京晨报：那么如何才能尽可能地约束公务员的行为，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呢？
杨阳：当然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第一要在社会架构的基本设计上解决公权力的来源问题。第二，要尽可能地缩小公权力所控制和掌握的公共资源的范围。假如说公权力不能够掌握太多的公共资源，那么腐败产生的机会就会少很多，在操作上也会相对困难。换句话说，公权力不宜管得太多，很多时候，本来可以通过社会、市场等自身的运作机制来完成的资源配置，不必通过公权力来配置。对我们来说，第一个问题，涉及改革的核心问题，可能还需要时间来慢慢完成，但至少可以从第二个方面入手，也就是说要分权、放权。
完善的监督机制很重要
北京晨报：除了您刚才说的两个方面，还有其他方面的方法吗？
杨阳：其三，就是建立完善的内外监督机制。内部监督机制上，可以建立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决策机制，对公共资源的处置，不能由一个领导说了算，更不能大笔一挥就决定，应该形成合理的权力配置。外部监督机制上，公民监督、下层监督以及舆论监督都很重要，应该加以培养和鼓励，目前来说，我们还未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舆论监督机制，我想，相关部门应该学会如何面对舆论和监督。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说，公权力是没有名誉权的，所以，不论是个人，还是媒体，都很难掌握所有的信息，难免会出现一个不准确的地方，而公权力应该相对宽容，在古代尚有允许“风闻奏事”的传统，何况现代。
第一要在社会架构的基本设计上解决公权力的来源问题。第二，要尽可能地缩小公权力所控制和掌握的公共资源的范围。假如说公权力不能够掌握太多的公共资源，那么腐败产生的机会就会少很多，在操作上也会相对困难。
383方案
所谓“383”方案，是指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中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
报告指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深层次体制和政策弊端，为实现中共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任务，今后几年必须在深化改革开放、转变发展方式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报告强调，新一轮改革目标是建立富有活力、创新导向、包容有序、法治保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措施是推动完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创新企业体制的“三位一体”改革。
报告认为，“三位一体”改革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此必须推动行政管理体制、垄断行业、土地制度、金融体系、财税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新体制以及对外开放等八个重点领域的改革。
报告具体提出了涉及上述八大领域的三大改革突破口：
一是放开准入，引入外部投资者，加强竞争；
二是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设立“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
三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集体土地入市交易。
除了为改革制定“路线图”，报告还给出了改革的“时间表”，建议将改革分为三个阶段，即2013年至2014年的近期改革、2015年至2017年的中期改革和2018年至2020年的远期改革。
此方案已形成名为《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和路径》的读本，并交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全书将于11月初上市。
公务员应保持中产的水准
北京晨报：公务员的职业伦理和待遇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应该怎样看待这两个问题呢？
杨阳：实际上，在完善了公权力的来源与边界问题、建立了相对良好的监督体系之后，就应该考虑到另外两个问题，就是干部思想教育的建设，和公务员本身的利益保障。干部的思想建设，也可以说是公务员的职业伦理建设，即公务员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职业伦理。另一个问题则是公务员的待遇问题，为了防止腐败的诞生，防止公权力被私人运用，应该充分考虑到公务员本身的利益，使他们保持一种相对体面的生活。
北京晨报：公务员的待遇究竟应该处于什么样的水准呢？
杨阳：在一个社会中，公务员队伍应该成为社会的中产阶层，不论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不会很高，但能保持进入中产的水准，以此来维持体面的生活，使他们不至于因为生活的艰难而去贪腐。
公务员自身收入差距大
北京晨报：那么我们现在的公务员待遇水准如何呢？
杨阳：我们的社会中，公务员待遇的平均值不能算低，真正的问题在于上层公务员和下层公务员的待遇、福利差距很大，分化很严重，上层公务员待遇福利非常丰厚，但下层公务员就很低。实际上很多地方的基层公务员，收入非常微薄，生活压力也很大。所以，改善的方式首先可以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其次，缩小上下层公务员的收入差距，而不是整体提高公务员的待遇，如果整体提高，那么当然会加重社会的负担。而缩小差距的话，既不会加重社会负担，又能够提高基层公务员的待遇，这样可能反而会更好地改善公务员的待遇问题。
反腐，向别人学什么
北京晨报：对于腐败现象，国外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可以借鉴呢？
杨阳：当然，基本上发达国家中没有类似于“廉洁金”、“养廉银”这样的东西，退休以后该拿多少就拿多少。而在廉洁程度比较高的国家，防止腐败方面，有很多基本的东西是共通的，比如说公务员本身并不掌握多少资源；其次，公务员是在政务官的领导下工作，而政务官是选举产生，基本上他只会尽可能监督公务员的工作，是否渎职、贪污等，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对公民有所交代；其三，政府本身掌握的资源就比较少，而且又受到议会的监督和制约，此外，内外部的监督体系也都相对完善，这个条件，使得腐败被抑制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腐败的机会相对少，操作上也比较困难，腐败行为自然也就相对会少一点。
文化也是反腐利器
北京晨报：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制约腐败的东西呢？
杨阳：其实文化上的传统也是原因之一。比如说，在新教国家中，腐败情况就相对轻一点，比如美国、英国、北欧的一些国家。
因为新教伦理中有比较多的和职业伦理相关的内容。旧教国家中职业伦理的基础就比较弱，比如意大利、法国、拉美的一些国家等。就中国来说，长期的历史文化中，都是重人情、重私人关系的，私人圈子其实也是血缘圈子的放大，所以裙带关系向来是中国传统中常见的现象。而对于公德的养成，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则相对缺少这样的基础。其实不仅中国，东方国家都是如此。
晨报记者 周怀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