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为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倾注了一生的心血，每天笔耕不辍，好像一年365天从未停歇过。不管什么时候到先生家中去上课或者讨教问题，进家门后总是看见先生从书房中走出，从未见先生端坐客厅看过电视或是在喝茶闲聊。先生自奉甚俭。有时到得早，看见先生的早饭往往只有几片馒头片，一段蒸山药，一点小菜，一碗稀饭。先生经常招呼我们留下共吃午饭或晚饭。先生的午、晚饭也十分简单，往往只有两三个菜，而且以素菜为主。从1978年跟随先生做学生起，到1988年先生去世，这十年间从未见先生外出吃过一次饭。先生的穿着也十分简朴。经常穿的是中山装，好像也从未见先生穿西装。最初到先生家上课时，先生住房仅有两室一厅，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但是到处都是书。后来条件改善了，先生住的也还是三室一厅的老单元房。但先生有了一间自己的书房了。说起书房时，先生的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好像此生的心愿足矣。
先生晚年，仍在勤奋努力，孜孜以求地研修学问。从1983年第四期开始到1988年第二期，《民族语文》上连续发表了29讲《民族语文调查的理论和方法》的系列文章。1998年语文出版社以《论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为书名结集出版。周有光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不是短期的工作，而是长期的工作，需要不断培养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做好工作，必须给工作人员以最好的武器；他们除需要语言学的基本知识以外，还需要有实地调查的专门知识和技术。傅先生这本《论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是难能可贵的最好武器。”周先生还说：“任何人学习了这本著作，都不能不惊叹傅先生学识之渊博，经验之丰富，工作之勤奋，思虑之周密。”作为后学，我认为周先生的评价精确得当，字字千斤。的确，这本著作中的语言实例涉及国内不同语系、语族和语支的少数民族语言。如果没有厚实的语言学修养，没有扎实的语言调查的丰富经验，没有高屋建瓴、驾驭全局的渊博知识，没有执着、几十年始终如一的敬业精神，没有对民族语言研究事业的热爱和忠诚，是不可能写出这样一系列文章的。这是一本浓缩了先生一生从事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经验之精华的著作。
先生的《论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是民族语言调查研究者的圣经宝典。国外类似的语言调查的专著我也读过，与先生的这本专著相比，尤其是有关语音方面的调查、分析和描写的论述，不可同日而语。涉及语言的类型多样性就更是无可比拟。我国境内的语言分属汉藏、阿尔泰、印欧、南亚和南岛诸语系，汉藏语系的多数语言以有区别意义的音节声调而著称。先生把声调语言的声调变化区分为五个层次，并说明所有的变化都是在这五个层次的基础上，这样就使学习者一目了然。先生提出的数码标记声调的办法简明、准确、便捷，在中国民族语言的描写中得到普遍的采用。
语音按层次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是先生对语音理论的创新和贡献。先生将辅音的清浊、送气与否、发音部位，元音的舌位高低、前后作为分析的基本要素。辅音分为五个层次，元音分为三个层次（有的语言，如先生提到的剑川白语和麻窝羌语可以区分为四个层次）。先生还特别提到元音的清浊问题。一般情况下元音都是浊的，耳语时为了避免第三者听到，使用清的元音。这样就把语音的所有情况都涵盖了。
记得1979年在我第一次深入到图瓦地区，准备全面记录和调查图瓦语之前，先生曾与我有一次极其重要、指导性的谈话，谈话内容也就是先生在这本书的导言中所提出的民族语言调查研究者必须遵守的十项要求。先生要求我第一要遵守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一定要遵守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真心实意地与发音合作人交朋友，虚心地向他们学习。不要先入为主，要以发音合作人提供的材料为主。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具体就表现在尊重被调查的语言。不管说图瓦语的人是多还是少（去调查前不知道讲图瓦语的人有多少），都要以一种认真的态度去对待。即使说这种话的人不多，它也是一种自成体系的语言，一定具备构成一种语言应有的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决不能以说话的人的多少来判断一个语言的简单与否。先生说，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也是心灵的窗户，是一个民族灵魂和文化的载体，调查的时候一定要将语言记录准确。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基础，物质基础不牢靠，音位系统与实际语音不符，调查的质量就无从说起，调查就是失败的。调查的时候不要只是拘泥于被调查的这一种语言，要尽可能多地与同语系、同语族、同语支的语言进行比较。图瓦语与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接近，所以应常常运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的相关知识作为调查者的参考。应扩大眼界，不能只盯住被调查语言，要做一个社会调查者，关注这一人群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特别是其与周边其他民族的交往关系等等。
先生的教诲始终是我调查的行动指南，也正是先生的这些教诲，使我在调查中克服了交通、居住、饮食和气候等方面的困难和不利因素，比较顺利地完成对图瓦语较为全面、系统的调查。回来后，先生又和我一起反复地听录回来的材料，对音位系统作了严格、认真的审查，先生基本上肯定了我的记音，对语法部分的个别章节提出指导性的意见。
1984年在我第二次深入图瓦地区进行社会语言学方面的调查之前，先生又给我重要的指导，令我受益匪浅，故两次的学位答辩甚为顺利。
先生是一位只知读书、只知做学问却从不知索取、从不知获取半点个人利益的大学问家。抚今追昔，作为先生的关门弟子，我没能坚守住寂寞追求学问的岗位，由于某种原因，在1993年被迫离开了民族研究所，惭愧不已。在先生百年诞辰之际，追忆先生的道德文章、大师风范，百感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