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堂位于北京门头沟区西部永定河畔，东连京城，西通大漠，古往今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有“京西重镇”之称；斋堂是革命老区，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诸多人类文明在这里交汇、融合，人称“京西历史文化古镇”。在斋堂一带具有与其他地区明显不同的地域性语言。
斋堂历史文化积淀深厚
以斋堂为中心的一段较宽阔的山间谷地被称为斋堂川，这里是远古的北京人生活的地区之一，又是传说中黄帝打败蚩尤的战场之一，也是夏、商时期自然生长的部落国家古匽国的辖区之一。辽、金、元时期至清代又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区域，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而人口经由长时间流动、变化，最终趋于稳定，这样就为形成小范围的地点方言，创造了条件。
斋堂话在语音、词语上有很多方面不同于现在的北京语音普通话。就连与斋堂仅有一山之隔，一山之阻的北京市房山区、昌平区以及门头沟区的永定河北岸和大寒岭以东地区也有一定的差别。
河北省怀来县、涿鹿县和蔚县虽也被划为北京官话范围，他们所使用的词汇和斋堂话也基本相同，但语音差别却极为明显。斋堂话与冀鲁官话中的“保唐话”(保定唐山片）虽很相近但仍有差别，因此在周边不同语言的海洋中就形成了“斋堂话”这样一个典型的方言岛。
明代方言是斋堂话的近源
明朝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较之前朝有较大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作为京都军事防御体系前哨的斋堂地区，由于朝廷的重视，逐步与京城构成前所未有的一体化。军事的需要造成人口的流动，在斋堂地区户口类型中就有军户、农户、商户、工匠户、养马户、柴户、杂户，还有因获罪不能上正式户口的黄册户等等。
各种行业的兴起和教育的普及，语言这一人们相互交流的工具也将前朝使用的“元大都话”融入了明代方言。正如明万历年间宛平县知县沈榜在其所撰《宛署杂记·方言》中所言：“辇毂上民声音可入律吕，第民杂五方，里巷中言语亦有不可晓者。”从中可以了解到明代所谓“可入律吕”者为北京官话，“里巷中言语”便是各地的片、点方言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社1987）只将北京市的平谷县划入了冀鲁官话，而平谷话与斋堂话无论从语音声调、词汇、语法上都相差明显，似乎没有斋堂话更接近北京官话；斋堂话到目前为止仍属北京语音普通话，只是有一些差别。
历代志书都将方言列入民俗条中，这样可以让当代人了解方言乃至土语的过去和现在及其发展变化。就是在《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文学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很多当时的方言。从明万历年间宛平县知县沈榜所撰《宛署杂记》中可以发现，那时的方言与今斋堂话多数相同、相似或相近。是不是现在的斋堂话就是当时的方言呢？
斋堂话的语音声调特征
语音声调是方言相互区别的显著标志，就北方方言而言就有若干种类，如果细分可达八百余种。斋堂人俗称自己西北方的宣、涿、怀语音为：“臭板儿”话，称那儿的人为“臭板儿”或“臭板子”。而斋堂话中称“学”为“xiáo”，称“我”为“ě”。
基本声调和秦晋高原、蒙古高原及我国西北地区汉语语音相近。称“吃”为“插”，称“喝”为“哈”。称“娘”为“niā”。称“哭”为“juè”。
声母韵母调值变化的指数相同，再依变化后的声调相拼是斋堂话的主要特点，这可能是因水土形成的生理原因，声带松弛所致。如：妈妈的“妈”字，读音既不读“妈”也不读“麻、马、骂”，其读音不在四声之内，是声调下滑音读“礳啊”。这种低声调无论是对声母、韵母的读音还是对每一个字的读音都是低声调。
斋堂地域性语言的特色
在斋堂话中与普通话的读音相比有不少是声母相同，而韵母发生了变化。如：“娘”字的读音，普通话是“niáng”，斋堂话的读音声母也是“n”，而韵母却是“ia”了；又如：脚字“jiǎo”，斋堂话就是“juě”；也是韵母发生了变化。这类的读音虽不是很多，却是斋堂话语音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斋堂话中很多社会用语如：“不知道”称作“知不道”，“后边”称作“到后”（huō）、上边称作高头、高里。行业用语中如：煤窑的领工称“凿头”，称为牲畜做绝育的行业为“劁猪后”。有的斋堂人称舅母（舅妈）仍为“妗子”，称水桶为水筲；称不梳头为“挠头”，（至今斋堂人仍称不梳头，乱蓬蓬的头发为“骚挠子”）。
下边一段话就是典型的地域性语言：“板嵲子底下有一个大土魂子。它倒或（音）的嘴子边里有个扒道铺，铺里盘了个大灶火（音：户），大炉条露之个抹抹，炕里头放着zhī窑衣、帽斗、窑绳、窑拐和一堆窑床子。”意思是：在大石板下有一个大土包，土包的后面有个扒道铺（煤窑口供采煤人员休息的屋子），屋里有一个大灶火（用泥土、石头砌成的火炉子），大炉条露着个抹抹（小头头），炕（用泥土、石头砌成的床叫炕）里头（里面）放着窑工穿的衣服、帽子以及挖煤用的工具。
(刘望鸿,门头沟区档案史志局局长、中国档案摄影研究会理事；尚显英，门头沟区档案史志局方志科科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