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出现“中国”一词是在《尚书》的《梓材》篇中，以及上世纪60年代出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它们都是西周早期的作品，反映西周初建时期对“中国”观念的确立和以“中国”之名德行天下的诰训、宣谕。但这些还都不是具有独特形态的文学作品。“中国”作为一种文学主题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要等到西周晚期，周王朝危机四伏，“中国”之名再一次激起了人们的渴望与呼唤。
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较早也较多地记录了“中国”一词，分别出现于三首诗中共七次：
1.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大雅·民劳)
2.惠此中国，以为民逑。(大雅·民劳)
3.惠此中国，俾民忧泄。(大雅·民劳)
4.惠此中国，国无有残。(大雅·民劳)
5.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大雅·荡)
6.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大雅·荡)
7.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靡有旅力，以念苍穹。(大雅·桑柔)
据《诗序》、《郑笺》等记载，这三首诗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周厉王时，暴政荒淫，因而遭到召穆公及周朝卿士芮良夫的讽谏，这三首诗即是他们的讽谏作品。这可能是中国文学中第一批明确地以“中国”为主题和抒情对象的作品。
如何理解和评价《诗经》这三首诗中出现的“中国”？历代经学家或注“中国”为“国中”，或注“中国”为“京师”，并无不妥。但我们今天还应指出以下几点。
首先，起码到西周时，“中国”已不同于“国中”，它除了“国之中”而外，已将“中”作了优先性的强调，表明是指中央大邑即京师。这是历代《诗经》注家都认同的。现代学者进而将“中国”解释为指整个京畿地区，也是不错的。因为“中国”一词在《诗经》中的所指范围看来既明确，又有所开放。“国”，在诸候是周王室的封邦建国即封国，而在周王室则是自封的受天命居天下之中的“中国”。“中国”超越“国中”的结果是，“中国”为周王室所专有，象征着天赋般的中央权力，而不会将其用在诸候国身上。召穆公等指责厉王而忧心如焚就在于他们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封国，而是“中国”。
其二，《诗经》中的“中国”由此延展出一种时空关系，如惠爱“中国”，是为了绥安“四方”，“中国”一词也可以包括京畿地区加上“四方”封土的偌大时空。“中国”因此也成为有周一代“封邦建国”的“中国化”国家实践的一个必然结果。之所以有众多封国之举，是因为有周之“中国”；同时，之所以有周之“中国”，亦有赖于众多封国的支撑。“中国”的安危，关系着“四方”的安危。中国与四方已联结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甚至大有共名为“一个中国”的“大规模国家”或“大共同体”的意味。这已是《诗经》中的“中国”概念所显现出的延展开放之实在趋势。说其实在，因为此时的“中国”，惠爱她的理由，已是要“以为民逑”，即是说“中国”是用来聚合“中国”及其“四方”之民的；是要“俾民忧泄”，即使国中之民的忧愁得以流泄。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内”的自称，“内奰于中国”，暗示了一个“中国/四夷”的内外互动的结构。
其三，这三首诗共同的情感主题是对“中国”的忧患意识。可见“中国”概念，在西周时也并未仅仅当作一个“名称”，因为周王朝如果若想在“周”之外再拥有一个名称意义不大，“周”之外之所以还需要一个“中国”，就在于“中国”实实在在地说明着周王朝的性质，从而成为周王朝的象征性概念。它的存在，不是可有可无的，起码从文学上说，对“中国”的祝愿、祈祷，乃至哀恫、愤懑，都变得富有理由和心理基础，因为“中国”即所谓“天下中国”，象征着王朝的使命和天意，周王朝从这“中国”二字的天命责任中可以视野远大，呼唤“旅力”，整合四方。周王朝得到了“天下/中国”的意识与责任，而中国文学也从此获得了一种“天下/中国”的精神和境界，一种几千年来不绝如缕的忧患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