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幼有轶才，老而不达”的寒士蒲松龄在撰述《聊斋志异》期间，“每临晨，携一大磁罂，中贮苦茗，具淡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欲，渴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如是二十余寒暑，此书方告蒇”。
此条见邹弢《三借庐笔谈》。糟老头大清早什么活都不干，拿着烟草和茶水在闹市通衢公然“拉客”，央路人给他讲故事，真够“逗”的了。蒲松龄（1640-1715）年代的书商不知怎样做招徕的，若是把今天的招揽术用在当年，邹弢这条笔记一定大派促销用场。
从广告学的观点着眼，王士祯（1634-1711）购书不得的传闻亦有刺激《聊斋》茶余酒后的话题作用。陆以恬在《冷庐杂识》这么说：“蒲氏松龄《聊斋志异》流播海内，几于家有其书，相传渔洋山人爱重此书，欲以五百金购之不能得。”当年书商若引用陆以恬的话作卖点，大可索价千金售《聊斋》。当然，渔洋山人高价购书不得的传说今天已无宣传价值，因为只有古人才知王士祯是何方神圣。渔洋山人不愧是异史氏的知音。且看他怎样品题《聊斋》：“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栅瓜下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闲听秋坟鬼唱诗。”
《聊斋》内容，总括来说，“怪力乱神”。中国小说的传统，自六朝志怪始，即与狐狸、妖女、仙姬之流关系密不可分。就取材而言，类似《聊斋》的笔记小说集子不少，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和宣鼎的《夜雨秋灯录》，都是极负时誉的作品，但就影响力和对外国读者的吸引力而言，首推《聊斋》。
邹弢说异史氏“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聊斋》长短故事五百篇。短的仅数百字，如《狐人瓶》、《龁石》和《义鼠》等。看样子，这确是作者道听途说得来的八卦新闻，显然没有经过什么“粉饰”。像《狐人瓶》一则说有妇人为狐所惑，苦不堪言，但无法脱身。屋后有小瓶。每次淫狐听到妇人丈夫回家时，就慌忙遁入瓶中。妇人看在眼里，覤准机会找来棉絮紧塞瓶口，注水其中，置瓶于瓮内发火加热。过后妇人打开瓶子看，恶狐毛发犹存，尸骸已化成斑斑血迹。
鲁迅对《聊斋》推崇备至，说虽然作者所述不离神仙狐鬼精魅，但用心跟明末清初那些简略、荒怪、“诞而不情”的志怪小说表述大异其趣。异史氏笔下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如是我闻的笔记如《狐人瓶》，篇幅太短，难让作者放手经营“鬼唱诗”的迷离世界。就处理人与“异类”相通的微妙关系而言，《聊斋》在意识形态上是一大突破。人鬼殊途、阴阳路隔，所以我们读唐传奇《任氏传》，不用终卷，已晓得浪子郑六跟狐狸艳女这段“孽缘”难得善终。六朝志怪《谈生》的鬼妻，眼看快重返人间了，却因丈夫失信，在其入寝时以烛光照之，坏了好事。在蒲松龄以前，人鬼相恋，总以遗憾收场。
把人鬼殊途这个禁忌打破的是异史氏。在他传奇体的短篇中人鬼相恋、得成正果的例子不少。譬如说《聂小倩》，她不但让我们看到一个女鬼刻意变为人的过程，还可对证鲁迅说蒲氏笔下的狐鬼“多具人情，和易可亲”之言不谬。小倩是孤魂野鬼，幸好善心人宁采臣答应收葬其朽骨。小倩随宁返家，拜见其母，“愿执箕帚，以报高义”。
宁母初时对小倩事事怀戒心，后经朝夕相处，不觉生情，“亲爱如己出，竟忘其为鬼”。小倩初来时，未尝食饮，半年后开始进稀粥，后与宁公子成亲，复举一男。蒲松龄让人鬼成佳偶，既开风气之先，也肯定了爱情的真义和个人自由的价值。也许这是西方汉学家对《聊斋》另眼相看的原因。不过这是题外话，或容后图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