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时，就读于人文学院，有文、史、哲三系。一日，众生卧谈，争论到底哪个系学生的文章写得最好。中文系学生说自己文辞优美，历史系学生斥之肤浅；历史系学生说自己旁征博引，哲学系学生斥之堆砌；哲学系学生说自己思想深邃，中文系学生斥之空洞。最后，也没议出个所以然。
追忆起学生时代的笑谈，笔者不禁产生了对现代学术分工的忧虑。在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下，学者们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成为对“越来越小”的领域知道“越来越多”知识的“专家”，以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无怪乎在韦伯那里，分工是形式合理化的表现形式；在涂尔干看来，分工是避免竞争的有效途径。因此，如果偏执于此，那么貌似“合理”的分工就会沦为蝇营狗苟之徒“混饭”的营生，大师也就渐行渐远了。
学术分工并不是古已有之，先贤们的学术大抵是相通的，讲求义理、考据和辞章的统一。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思想而无内容，是空洞的；直观而无概念，是盲目的。”可见，思想内容和感性材料须臾不可分离，当然前提是能让人读得懂。下面，我们以文、史、哲研究为例。
哲学研究如果离开了史料的支撑，缺乏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缺乏对历史的必要尊重，脱离史实，游谈无根，空言“义理”，或以一偏之见为理，或以望文生义为理，或以自逞胸臆、杜撰“体系”为理，或以拾洋人、权威牙慧为理，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堕落为“玄学”。
史学研究如果离开了哲学的指导，不关注重大的历史事变和基本的理论问题，以繁琐考辨取代理论思维，以堆砌资料为博，以叠床架屋为精，拾芝麻以为玑珠，袭陈言而自诩多闻，见枯木以为树林，以偏概全，见小遗大，就注定要湮没在史料的汪洋之中，堕落为服务故纸堆的陈腐工具。
当然，哲学也罢，史学也罢，没有好的语言文字表述，也是天方夜谭。柏拉图的“对话录”以文辞优美著称于世，不仅哲学家要读，就是文学家也要学；司马迁的《史记》乃是历代学习古文的教科书。
章太炎在概论国学之流变时谈道：“自汉分古今文，一变而为南北学之分，再变而为汉宋学之分，最后复为今古文，差不多已是反原。”今古文之争、汉宋学之争，或是唯重考据，或是空谈义理，或是堆砌辞章，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章学诚有谓：“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征实存乎学。”与当代学术研究高度分化相对应的一个趋势是深度综合，学者理应对一个时代人类所面对的重大问题有所关照，保持宽容的心态和开放的精神，吸纳不同的学科、学说和学派，实现反思与超越。唯有会通文、史、哲，把握人类观念变迁的历史逻辑与内在规律，才能真正推动学术的进步。
学点哲学，懂点历史，读点文学吧，点滴精进，厚积薄发，造就中国的学术大师才事成可期。（郑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