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不仅这三首诗一个主题表明着重要的“中国”性质，其实一整部《诗经》的编撰构成都隐含着一个“中国”框架的奥秘。
《诗经》的编排体例风、雅、颂，表示古人对诗的三种类别的认识。但是古人为什么提出“风、雅、颂”这几乎是中外独一无二的文体概念？
《毛诗序》注重诗的内容的教化作用：“风是风化(感化)、讽刺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颂是形容盛德的意思。”晚近以来，人们可能觉得这种诗经学的教化味太重，又流行认为风、雅、颂的区别主要从音乐角度讲的：风是西周十五个诸侯国的土风歌谣，雅是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是用于祭祀祖先的宗庙乐歌。应该说，《毛诗序》所论风、雅、颂，仍然给我们认识《诗经》提供了一个古代诗歌源头的某些真实情况：“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有者也。”细读之下，我们会看清《毛诗序》对风、雅、颂的解释完全是基于周王朝的国家理念、国土结构、国家结构及治理方式的，完全符合《诗经》作品所由产生的地域、人文风貌特点，面对这些特征我们会恍然有所悟，这不正是用“诗三百”的风、雅、颂三体在说明着一个“中国”的精义吗？“中国”概念在西周时浮出水面象征着什么？这在《诗经》中得到了最好的呼应。《诗经》用风、雅、颂三体覆盖了中原华夏广阔的时空，呈现出一种音乐性与诗性交相辉映的中国结构。进一步说，所谓风，其实就是覆盖了一个大规模国家各“地方”的风俗诗、讽喻诗，即十五国风，当然，还可以“系一人之本”，更具体到多样化的生命个体创作；所谓雅，就是覆盖了西周王畿地区及体现中央权威政事和正统要求的政治诗、共同体诗、正统德性之诗，所以它形制四方之风，是言天下之事。风的“多”，与“雅”的“大”与“正”构成了一个“中国/四方”的典型结构。至于“颂”，为告祭称颂先王先公的诗篇，正是在这种“风”与“雅”构成的空间维度上加上一种时间的维度，体现着崇拜列祖列宗的精神，也意味着具有持续性的中华正统意识。于是我们应该理解，为什么中国文学会以这一部独标于世的风、雅、颂汇集的《诗经》而成为蔚然大观的源头。
三
然后我们看《诗经》开启的一种雅正中和的“诗教”，是一种基于“中国”理念的政治美学传统和实用理性美学传统。
在这里，“中国”已沉淀为以“中”为本的理念。这种以“中”为本的理念随着这块东亚大地的区域土地和族群活动的“中国化”进程而成为贯通从政治治理到人生哲学、到文学艺术的普遍性价值，成为立国之本、立人之本、游艺之本。一部《诗经》为儒家所阐释发扬的“诗教”，必需到这个“中”字里边，到我们先人的中国化实践中去索解。对由《诗经》所出示的风、雅、颂的一体结构，以及赋、比、兴的诗学要义，平衡与协调便成为组织和运作的首要问题，因此，这个结构的运作与协调必然地要求一个“中”的要义。而这种“中”精神也自然地成为《诗经》中的第一块精神基石。《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句朱自清称之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的纲领”的话，其要害一在发为心声，二在发声为和。中者，心也，和也。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所有这些儒家的，《诗经》的，天地、人心、艺术相贯通的普遍性哲学，其实都来源于“中国化”的古代国家和人的联合的共同体实践，发自于多元一体的“中国”结构及其“风、雅、颂”结构的内在需求，中正、平易、典雅、文质互胜、温柔敦厚、合乎人性伦常，作为最具普遍性的基本价值，体现为政治、伦理、美学的三位一体的贯通和统一，导致“中国”的主流审美意识形态的形成。而我们应予指出的是，正是在这种大的“中国/四方”框架之下，地域文学、个体文学风格和生命也会有其无可替代的美学价值。《诗经》全部305首作品，“国风”部分就有160篇，足以显示《诗经》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同理，赋、比、兴三式也使抒情和叙事、诗学和生活达成尽可能的统一。它的“中和”之美的功能有着广阔概括力和开放的灵活性。“中国”主题在《诗经》中的集中出现，并不是作为歌颂的，而是作为具有讽刺、告诫意义的讽喻诗出现的。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就是说中国诗学的在多种生活功用间平衡协进的重要性。
（作者：张未民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