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沙红兵
近期，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州大学俗文化研究中心成功举办“方法论与中国俗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30多位在俗文化研究领域卓有声誉的学者与会，通过有关论文的宣读、点评和讨论，就俗文化范畴、研究方法、学术史以及俗文化研究的中国立场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诗经》以降，俗文学、俗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学史、文化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宋元以来，其成为文学史、文化史的重要线索，新文学运动后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文学史、文化史的主流。但什么是俗文化？什么是俗文学？民间文化、民间文学、通俗文化、大众文化等各有哪些特定内涵，相互间有何区别和联系？长期以来，这些问题缺乏基本的理论反思和学术梳理，制约着相关研究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义在《俗文化的本质与功能》中，力图系统地梳理和把握相关概念，着重分析了俗文化的本源性和结构性功能、俗文化与文学、俗文化与历史、俗文化与哲学、俗文化与民族记忆、俗文化与人群生存方式等问题。他认为：“俗文化以其文化发生学上的本源性、文化结构学上的基础性，以丰富的维度联通了文学、史学、哲学，还有宗教学，联通了人类的日常生存状态，它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它是一个浑浊的文化源泉，一条泥沙俱下的滚滚洪流，研究者临川浩叹之余，应负起任重道远的担当，从混有糟粕中提炼出精华，从夹杂腐朽中点化出神奇。”
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旷思凡提醒俗文化研究者，应注意电视新闻、广告、报纸、杂志乃至宣传广告牌中的“核心图面”，这些图面在被感知的空间和时间的顺序中组成一个动态秩序，对我们的世界感知、后工业时代“自我”和“他人”的建构均具有深远影响。因此，有必要在“全球化”时代进一步开廓对俗文化、俗文化概念和内涵的理解。广州大学教授刘晓明在《我们是如何认识一张桌子的？》中，将现象学、哲学人类学的现代眼光与中国传统戏曲《三岔口》结合，使传统戏曲中向来不受注意的道具“客体”焕发出耳目一新的学术光彩。
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以来，现代学术的文献视野被大大拓宽。随着西方现代人类学的输入，田野调查在今天已成为重要的学术研究过程和手段。随着汉学研究视阈的扩展，所谓“域外汉学”也成为晚近十几年来长足发展的重要学术方向之一。这些学术走向给俗文化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台湾成功大学教授陈益源在《文献与田野结合之必要性》中，以越南顺化关公祠为例，对关帝信仰在越南传播与发展情况进行实地田野调查，力图弥补书面文献、金石材料或现存书籍的不足，以更准确和完整地记录、还原越南关帝信仰的历史真相。中山大学教授黄仕忠则结合《子弟书全集目录》的编辑整理过程，介绍了远足台湾、日本进行田野调查的甘苦与收获。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文化自信的逐步提高，在文史研究领域要求摆脱西方学术话语的笼罩和束缚，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内在脉络出发研究中国文化的呼声日趋强烈。多年前，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曾永义就曾提出，中国俗文化有自己的内在特点，无须比附西方理论和观点。这一学术要求和趋向也在此次研讨会上得到体现。四川师范大学教授王小盾在《高丽俗乐的中国渊源》中，对美国梅维恒教授等学者在研究变文、白话小说时所提出和应用的俗文化(文学)研究的理论模式表达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东亚历史已绵延五千年，汉文化的传播意义重大。其造就了三种形态的汉文化区：未完成的汉文化区(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越南北部)、趋向完成的汉文化区(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成熟形态的汉文化区(北方方言区、南方方言区)。如果我们站在第二个汉文化区——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立场上观察，可在未完成的汉文化区中看到它的过去，也可在中国内地各南方方言区看到它的未来。某种意义上，高丽俗乐问题可作两种理解：可理解为中国音乐向朝鲜半岛传播的问题，也可理解为汉文化区内雅俗文化之转化的问题。也可以说，中国及汉文化区的俗文化研究，完全可以也必须拥有自己的区域视野。
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广州大学俗文化研究中心自2008年底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三次学术研讨会，受到了与会学者和同行的高度评价。它对于如何检讨几千年来特别是最近一百年来雅俗文学/文化互动消长的利弊得失，对于如何结合国际学术界有关文化工业、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后现代文化研究等学术探索成果，最终形成中国俗文化研究者自身的问题意识，都将具有一定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