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德性与信仰的关系
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一书中，多次强调构成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传统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其自觉的目的论意识：“除非有一个目的（telos），一个借助构成整体生活的善（good) ，即把一个人的生活看成是一个统一体的善，而超越了实践的有限利益的目的，否则就将是这两种情形：某种破坏性的专横将侵犯道德生活；我们将不能够适当地说明某些德性的背景条件。”[4]
这里隐藏着一个非常深刻的认识，遗憾的是麦氏并没有把它明确地提炼出来。麦氏这里所说的“目的”，显然不是有限的或经验性目的，而是对人的生活而言的终极目的或终极意义。而在人类文化体系中，提供生活的终极目的或终极意义的维有信仰。这个在麦氏的德性论中几乎就差捅破一层窗户纸就可以揭示出来的真知卓见，就是德性与信仰之间的内在关系。这种关系简言之，即，信仰是德性的源头活水，德性是信仰的清河明湖。
信仰作为唯人才有的精神追求，是人意识到并要自觉地超越自身生命的终极限度的需要和努力。伟大的信仰挂搭起也昭示出其所属文化所崇尚的终极价值或终极意义，进而统一起相应文化传统包括美德在内的价值体系。
信仰与德性之间的有机关系可作这样的比喻：信仰像是神奇的大手，既从上面拉扯着，又从下面托举着人的德性，使人的德性不向下滑落。当这只手松开或者被斩断了，人的精神就丧失垂直向上的终极拉动力和依托，而向下坍塌，而平面化。而作为一种文化冲破各种假、恶、丑的诱惑，向着真、善、美的更高水平顽强进取的精神动力的德性，又诠释了、证明着信仰的必要和信仰的力量。
一种民族性的信仰对于相应的国家和社会有四大文化功能。一是提供追求神圣境界的精神张力，起着养护着社会良知，推动人性向善塑造德性的向上拉拽作用；二是使社会道德维持在人的水平上，使人性不至堕落为兽性和魔性的托底作用；三是为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指引人文终极意义的向善的指向作用；四是使整个文化和社会有机体的各种价值统一为彼此谐调相互支持的价值体系的整合作用。这些构成了使德性得以养成的社会和文化条件。
对于信仰者个人来说，信仰是信仰者个人塑造德性养成德性的无尽的精神能源：信仰支持着信仰者在面临各种选择时，勇于担当、负责，自觉地择善弃恶，当仁不让，知其不可而为；信仰使信仰者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养成真诚的感恩和仁慈心态，尊重生命，待人谦和，追求真理、避免愚昧、自负、狂妄、残忍与冷酷；还能使信仰者获得超越利害、不被物役不受欲惑、甚至超越生死、舍生取义的心灵自由。
能有上述四大文化功能和加持信仰者个人德性的力量的信仰对象，必须具有两个规定性：一是祂必须代表无限的终极实在――存在的大本大源，而不能只是人在经验生活中可以触及、占有、支使的任何经验性的存在。二是祂必须能提供至善的终极价值，以整合相关文化的普世价值体系，鼓励人在伦理境界上永无止境地不断超越、不断提升，向着与天同德或与上帝合一的目标塑造自己的德性。这种支持着伟大文化和信仰者德性的伟大信仰，必须经过自觉的哲学理性反思和论证才可能确立。
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和西方民族的上帝信仰，在漫长的中西文化发展过程中，都曾经过了这样的哲学建构。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从一开始就是由哲学理性地建立起来的[5]，而西方民族的上帝信仰，则是古希腊与希伯来这两希文明相遇后，通过以圣托玛斯·阿奎那为杰出代表的基督教哲学家的哲学论证才真正确立起来的。天道信仰提供的终极价值概括地说，就叫作“无条件的成全”，而上帝信仰提供的终极价值概括地说，就叫作“无条件的大爱”。
在中西文明进步的历史过程中，两种信仰都曾为皇权专制利用来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西方的表达是“君权神授”；中国的表达是“皇权受命于天”。然而，这同一个上帝和天道，也赋予了真诚的信仰者争取“天赋人权”，走出专制黑暗的终极道义根据。
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一书中对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以及当代的分析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理论地边缘化了以目的论为理论支点的德性伦理学虽有批评，然而对他们同时解构了上帝信仰这个致命的错误却未作明确指正。康德立足于纯粹理性，哲学地论证了上帝不可能被理性地认识，上帝最多只是一个实践理性领域不可缺少的假设。尼采更是明确地宣布“上帝死了”，并把基督教的道德都当作奴隶道德全部否定。尼采之后，“上帝”在西方主流哲学家那里几乎变成了一个不屑一提，甚至引以为耻的概念。而当代西方主流伦理学正是在丧失了上帝信仰提供的终极价值后，不可救药地渐渐地沉沦于道德评价上善恶不分的相对主义，没有是非原则的多元主义，人文学领域中的价值中立主义的泥潭之中。
西方哲学由于其抽象的形式而被限于象牙塔内，因此这种对上帝信仰的理论解构还没有广泛深刻地影响到西方大众的社会生活。由于人民的信仰自由得到切实的保护，宗教信仰依然是西方人民道德生活的源头活水。美国总统就职时，仍是要对着《圣经》庄严宣誓。然而如果任这种哲学愚蠢自以为聪明地招摇过市而不加批评指正，主流哲学唾弃上帝的唾液飞沫，带着它的腐蚀性精神病毒会不断地扩散，渐渐地在大学校园扩散，再由大学校园扩展到校园之外的社会。最终这种蔑视上帝，崇拜经验性科学的精神传染病将使西方文化丧失垂直向上提升的张力而平面化。人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三百年来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先辈们为了争取和保卫民主、自由、平等的宪政制度流血牺牲才得到的成果，在基本人权和人格尊严已经得到制度性的普遍保证的情况下，人们只求平面维度上的生活舒适方便、丰富多彩和新奇刺激，而不再追求内在精神世界的拓展和德性的塑造，也不再理解通过信奉基督而与上帝合一是什么意思。
丧失了信仰支持的人，会有以下三种不同的情况。
一是虽然没有对于信仰的自觉追求，却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社会约定成俗的伦理规范和法律规范内生活。其人生价值仍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即作为人，其精神和物质潜能都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持了与社会整体人文价值一致的情况下得以发展和实现，甚至能在特定的领域为社会作出贡献。这种情况以社会整体上还有正信信仰支持，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牢守着垂直普世价值的底线，因而社会正气与歪风邪气相比占优势为条件。
二是受人化的动物性欲望的支配，钱名利色成为其生命的自觉追求。这种人对于社会伦理规范和法律的遵守是消极、被动、或被迫的，对于种种能满足钱名利色欲望的思想、制度、风俗相应地也都是无原则地跟着跑的或无批判的。在社会风尚良好，法律健全的情况下，从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出发，他们能做到遵纪守法。然而，当社会存在着制度性的腐败，能提供行缺德违法之事而不被发现和惩罚的机会时，为了其私欲的实现，他们会选择违背伦理和法律。
三是主动地并严重地违犯社会伦理和挑衅法律，这种人是公然地故意地侵犯和伤害社会和他人的罪犯。这种情况的无信仰已经完全地处在道德底线之下，属我们通常说的禽兽不如。
在一种文化保持着强有力的信仰支持的情况下，一个人若无信仰，只要能遵纪守法，还可以将自己的人性保持在底线水平之上。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一旦丧失了信仰，这个民族的整个价值体系也就失去了信仰提供的终极价值支持，就不可能保持其民族认同感、社会的凝聚力、以及文化健康发展的持久生命力。相反就成了一个魔兽横行，好人被压的动物世界或魔鬼世界。
信仰被解构、德性被边缘化、人变成平面化的存在，这三者之间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必然性。信仰被解构，人丧失向上提升精神境界的灯塔，不再有向上提升精神的拉力，不再能追求精神的垂直向上的超越，不再追求与天同德的神圣境界，渐渐会变得不再欣赏甚至不再知道什么是伟大、高尚、神圣、至善的人格。
在已经实现了宪政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上帝信仰支持的普世价值，已经渗透于其制度设计之中。作为垂直普世价值底线的人生而平等的基本权力和人格尊严已经得到制度性保证。在这样的先进制度下，人们失去信仰的指引，在生活中就变得被动地跟着欲望走，跟着感觉走。物质生活的起码需要得到了保证，心理问题却层出不穷。从不婚（同居）、不育（不生养后代）、到不活（自杀），等等有违人性本能的千奇百怪的异化现象出现了。人们所追求的都是功利性的好处，所坚持的都是个人主义至上，社会的精神进步就失去了动力。所以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哲学对于上帝信仰的解构，除非是永远只限于狭窄的校园空间，只限于培养一些精神残缺的知识分子；否则，如果整个文化丧失其信仰和信仰支持的德性体系，那么前途势必是文化的衰落。
如果说西方文化的信仰危机还只是在其哲学领域出现了苗头，当前上帝信仰作为统一西方文化整个价值体系的终极价值的提供者，还在其国家和社会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相对而言，中国文化的信仰危机就已经达到病入膏肓的严重程度。
正像西方人的上帝信仰一样，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几千年来提供着中国人追求神圣境界的精神张力；养护着社会良知，使社会道德普遍地维持在人的水平上；提供着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人文终极意义根据；使中华民族文化保持了永不枯竭、生机勃勃的持久生命力。抗击邪恶，中国人坚信“天理昭彰”、“天网恢恢”、“天理难容”、“天怒人怨”；执善固执，中国人认为“天经地义”、“得道多助”、“天道酬勤”、“顺天者昌”。
然而，由于文艺复兴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崛起和中华民族由于种种原因难以突破旧的封建专制制度，而陷入被动挨打、丧权辱国的境地。以摆脱文化落后为良好愿望的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演变成对中华民族伟大文化的彻底抛弃。从1915中国文化界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民族文化复兴的过程中，中国文化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偏激之路。其在社会政治层面的表现，概括地说就是，以1949年后的共产党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取代了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终于走进历史进步死胡同，而在1978年选择了以改革开放的国策来摆脱历史的被动。
与此相应，在民族信仰上，1949年至1978年，中国经历了用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共产主义驱逐和取代有容乃大的天道信仰，1978年至眼下，伴随共产党一党执政下的市场经济的确立，权钱至上的功利主义又一去不复返地排挤掉了共产主义的信仰。1949年后的中国，由于信仰的畸形，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德性观几乎被当作垃圾彻底抛弃，多数人的不自由首先表现为价值选择的不自由。中国人的人性普遍地受到双重的扭曲。一方面在权力的侵害下无力自保只能忍气吞声，另一方面在权力的导演和逼迫下揭发检举、落井下石、以强凌弱。被人欺侮也欺侮别人。无权时骂腐败，有权时搞腐败。直到现在我们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仍是扭曲的状态：国家经济的发展创造出吃喝玩乐的条件，政治制度的落后却压制着社会正气的抬头。整个国家权力体系和主导意识形态体系逼着全体人民在事关国家发展方向的大事上，要么装聋作哑，要么讲假话、空话、套话。培养德性的空间几乎被腐败的专制权力劫掠一空，中华民族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而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存在状态。中国在经济上已经成了一个世界大国，但是政治上却落后世界300年；传统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让世界赞美仰慕，今天的中国文化却稀里糊涂、龌龊不堪。
信仰缺失发展到危机程度，必定是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坍塌和人性的堕落。当前中国的信仰危机说白了，是“人将不人”的危机：
人的行为中丛林法则彰显，权力和金钱劫持了人性和道义，人的生理欲望主导了人文价值选择，人的理性能力服从并服务于人性中的动物性甚至魔鬼性，权、名、利、色成了权威性的价值标准。中国人整体存在状态日趋平面化、机器化、动物化、魔鬼化。凡在可算计利益得失、可使钱弄权，可钻法律空子的地方，中国人普遍地都是互相挤踏，将他人设置为物、假想为敌，且人性越扭曲者越心安理得，如鱼得水。过去，无德之人的“恶行”广受非议，如今，有德之人的德行被当作“傻子”遭人耻笑。
天道信仰是赋予我们中华民族美丽身份的民族精神之魂。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也迟早要完成向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经济和政治的进步当然是化解危机不可缺少的必要环节。然而，如果中国人普遍地人性堕落，经济搞上去了还会跌下来，制度完成转型了也仍会陷于混乱。事实是，“人将不人”的危机不能刹车，其他危机都无法从根本上化解，所有需要由人来推动的社会进步都会全无指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