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对贵、势的态度。
杜少卿鄙弃科举求贵做官这条“正路”，他自己是秀才，一提到县里的秀才，他就骂他们是奴才。有个叫臧荼的，像马二一样，跑来对他说举业可以做官。但杜少卿根本看不起这样的人，嬉笑怒骂地说：“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马二之类的人把受朝廷“征辟”去做官视为无上荣宠，杜少卿却冒着欺君之罪，装病辞去朝廷的征辟，然后索性连秀才资格都扔掉了，再也不参加科举的所有考试，挣脱了名缰利锁，精神得到了解放。
第二，对富、利的态度。
杜少卿对钱财持超脱的潇洒态度，谁向他求助要钱，“他就大捧出来给人家用”，父亲去世后没多久就把一万银子家私挥撒殆尽。古今都有人訾议杜少卿接济人时贤否不明，其实那些人或贤或否哪里是杜少卿所屑于一顾的呢？胡屠户之流势利者把钱财看得重于泰山，而杜少卿激而为怒，故意把钱财视如粪土，谁要谁拿走就是了，何须考察贤还是不贤。这是激而为怒，下面会讲到这一点的局限性。
第三，待人方面杜少卿一反势利眼。
县太爷是“父母官”，又直接管秀才。县太爷在位的时候传话给杜少卿，想见见他。这是势利者巴不得的好事，可杜少卿偏偏不去。不久，这位县太爷出事了，被“双规”了，后来被赶出衙门没地方住。杜少卿一听这个消息，马上去把下台后没人理睬的前县太爷接到自己府上，待为上宾。人家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当县太爷有权势时我去见他，就有巴结之嫌，现在他落拓了，弱势了，我就应当照顾他——这跟胡屠户之类的势利眼“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恰好相反，反其道而行之。他待人平等，不要人称他“老爷”，他对家里的老仆人娄老爹特别好，娄老爹生病了，杜少卿亲自照顾老爹，早晚请安，家仆王胡子很不能理解说：“我家这位少爷（指杜少卿）也出奇（注意：“奇”），一个娄老爹，不过是太老爷的门客罢了，他既害了病，不过送他几两银子，打发他回去，为什么养在家里当做祖宗看待，还要一早一晚自己服侍？”这就是杜少卿的为人，跟势利反其道。
第四，对自由的态度。
他辞征辟的理由是“麋鹿之性，草野惯了”，麋鹿就是四不像，这是说自己像“四不像”那样自由自在惯了，执意不受朝廷的笼头，不受牢笼，辞掉以后高兴地说从此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这后半句反映了个体人格的觉醒和追求，前半句“逍遥自在”表现了一种不为外物所囿的超拔情怀，一种以主体为本体的人生境界。他在一定程度上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解放，他乐于在逍遥自在的人生境界中体验自己的真实生命。他妻子问他为什么要装病辞征辟，他说：“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从摆脱利益驱动、追求人的自由发展的角度，才能充分理解杜少卿形象的积极意义。
第五，“奇人”、“狂人”谱系。
这些奇人、狂人不是偶然的、单个的，而是有一个谱系、系列的，在《儒林外史》里就有市井四奇人，还有沈琼枝也是女奇人，杜少卿辞掉征辟以后，和妻子一起游览姚园，作品里这样写“竟携着娘子的手”，大笑着，情驰神纵惊世骇俗地走了一里多路，“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为什么这样呢？我记得五四时代有个女作家冯沅君，笔名叫涂女士，后来是山东大学很有名的教授。五四时代她作为一个解放女性和她的丈夫一起在街上走——还没手牵手呢，结果好多人看啊，当作一件奇怪的事，这是五四后的事情。再前一百年，杜少卿的时候，他居然携着妻子的手走了一里多路，一边走一边笑，他的举动在当时是向世俗的挑战，冒渎了庸众的“体统”，悖离了“从来如此”的生活方式，“竟”敢如此？就是敢如此！所以他不被世俗所理解，王胡子说他“出奇”。周围的庸众不理解他，在背后戳戳点点嘲笑他。同时代的《红楼梦》写贾宝玉也是这样，作者故意说他“富贵不知乐业”，“有时似傻如狂”，“行为偏僻性乖张”，都从庸众的不理解的视角和口气来叙述出主人公的“奇”、“狂”，表面看是贬斥，骨子里却是褒扬，是“反笔为颂”的笔法。
《儒林外史》写杜少卿也很狂，除了上面举的骂秀才为奴才，骂想做官的人“下流无耻极矣”之外，当人家议论为了富贵要找好风水迁祖宗坟墓时，他发作道：“那要迁坟的，就依子孙谋杀祖、父的律，立刻凌迟处死！”都讲得很极端，很明显是“激而为怒”的怒气。从精神现象来分析，“狂”是强烈的不满在受压抑情况下的爆发形态，是一种喷射式宣泄。这种“狂人”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学艺术中有一系列，成了一个谱系。最早的魏晋竹林七贤阮籍、嵇康是有名的狂，吴敬梓、曹雪芹以他们自比，元代的画家倪瓒，明代徐渭徐文长、李贽李卓吾都是狂人，明代还有些不是太狂但是很风流的像唐伯虎等“吴中四才子”，清代郑板桥等等，一直到五四时期，鲁迅还把标志着新文学诞生的小说称为《狂人日记》，仍然以“狂”作为突出特征。
这些奇人、狂人，都可以说是“初醒者”，“先醒者”，有点“先醒意识”，不是沉迷者、陷溺者。鲁迅曾经有个很好的比喻——关在铁屋子里刚刚醒来无路可走。这些“先醒者”有些共同特点：1、他们以特有的敏感，感受到黑暗、不合理、丑恶，众人皆睡我独醒，醒来不知路在何方，横冲直撞。与社会、与主流相抵触、相对立，所以总是处于被压抑的地位，同时他们又与传统、与习俗相抵牾、对抗，所以总不被理解，被世俗不容。2、他们以一种全新的自我夸张来确认自己的地位，所以难免偏激，走极端，犹如血气方刚的青年，有冲击力，为冲决罗网而狂吼长啸，但还来不及磨砺好思想的、物质的武器。3、他们还是浑沌不清晰的，模模糊糊地反对，打乱枪，该反对什么，敌人是谁都不清楚明晰。4、结局常是失败，是历史的悲剧，要不被扼杀，要不被消融，要不被同化。马克思也讲过历史上的很多第一次往往都是悲剧，第二次却是喜剧。初出现的东西，本身还不成熟，充当先行者呐喊几声，这些人在封建的暗夜里，就像零星的火种，亮一下，但很快又被黑暗吞噬。这些火种终将聚集起来成为一个火炬，指引前程。这是我们讲的肯定性精神现象的第一点。
下面讲第二点
（二）精神安顿，体系重要——贤人、真儒虞博士的精神安顿
这里主要分析贤人真儒的形象，时间有限，我们只讲虞博士。《儒林外史》塑造了一批贤人真儒，在作者眼中是正面人物，肯定性人物，还包括一些真名士，杜少卿就可以算是真名士，虞博士是贤人真儒。像杜少卿那样血气方刚，醒来之后不知路在何方，《儒林外史》在精神探索上不仅是呐喊，而且要寻找精神安顿，到底精神怎么安顿，通过一系列的形象作了探索，其中最突出的形象是虞博士。
虞博士是书中的第一人，有人说他是上上人物。我在读《儒林外史》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精神安顿——西方叫精神家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特别是温饱问题解决以后，精神的问题更加突出，精神安顿就提到日程上来了。最近有些广播都在讲中国现在平均每年因精神问题而自杀成功的有25万人，自杀未遂的有几百万。过去看美国大片把精神现象强调到那个程度，觉得不太理解，我们现在逐渐体会到了精神问题是个大问题，所以心理疾患、心理医生、心理咨询都兴起了，但比起西方来还差远了。
精神要有地方安顿，特别是对老年人。中年人忙着事业，精神的问题还没有凸显，到老年一退休，精神安顿问题就突出了。我觉得精神安顿需要有个精神体系，2003年我就向有关领导建议，后来也发表了文章，叫“建立体系，安顿精神”。最近十六届六中全会有个决定，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体系”的问题。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管意识到没意识到，总要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要到哪里去？在茫茫宇宙、茫茫人海中，“我”在什么位置，需要有个体系、有个坐标，给自己找个定位，精神才有地方安顿。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各自都建起自己的体系，所以都有从中找到精神安顿的教徒。儒家也有自己的体系，儒家不是宗教，但也有某些准宗教的东西：最高主宰是“天”，人间要奉行“道”，“替天行道”。人性从体悟天性而来，天理良心是人性，“天人合一”是一种宇宙观。中国传统的“天”有两重性，伊斯兰教徒说真主啊，基督教徒说上帝啊，中国人说天啊，冥冥之中天知地知，天在冥冥之中主宰一切，无所不知的。天的一重是自然、自然界，一重是主宰，有知觉的，跟人相通的。人性之中有天性，能体悟到天性，变成自己的人性。人跟天本来是相通的，所以孔子说自己“五十知天命”，天命需要人去体察，孔子到五十才能体察到天命。天命还包含着宇宙人生的一种规律，也就是无法抗拒、无法回避的客观必然性，人在这种客观必然性前，既要顺应它，又不能完全消极无所作为。孔子所说的知天命，不是要你消极地听天由命，而是要“尽人事听天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是这个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