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历届总统中，吉米·卡特是颇有意思的一位。人们对他有这样一个评价：“他不是一位杰出的总统，但却是美国最杰出的前总统。”
1977年，卡特成为美国第39届总统。在位期间，他虽有与中国正式建交、签署《戴维营协议》等成就，但在国内事务中政绩平平。1980年，在霍梅尼政权绑架美国人质事件中，卡特处理失误，声誉急剧下降。在同年大选中，他输给了里根，总统生涯画上了句号。
出人意料的是，下了台的卡特，既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靠演说或出书赚钱。相反，他更积极地投身国际事务。1982年，卡特创立了以“为和平奋斗，与疾病抗争”为宗旨的卡特中心，频频在海地、朝鲜、前南斯拉夫等敏感地带出现。他本人也因此获得2002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近年来，这位“模范前总统”对美国政府的外交策略颇多批评，布什方面则以“说话不靠谱”作为回应。当不少媒体津津乐道于这场“卸任总统与现任总统的PK”时，卡特却静心梳理了自己对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思考，写下了这本《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
和其他总统相比，卡特似乎不够精明能干。他没有煽动性的口才，遇到敏感问题时常常直言以对，给政敌留下了许多把柄。比如他就曾经承认自己内心有色欲，引起一片哗然。然而，在克林顿式谎言的对比下，这句“大实话”显然更能给人以好感。
国际问题专家资中筠曾评价卡特：“在我看来，吉米·卡特是美国历届总统中最诚实的人，是真正恪守人权原则、民主精神的政治家。”由此我们也读到了《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与其他政治人物的著书有着截然的不同———没有浓重的政治味，相反，散发着充满正义、力量的道德气息。
事实上，只要了解卡特的信仰，就不难理解他为何是“最诚实的总统”，为何有着强烈的道德观念。
在他看来，“为别人服务”、“减轻他人的痛苦”、“倡导真理、宽恕和爱心”等，是一种值得倡导的理念。当卡特意识到，“在帮助穷人，减少痛苦，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家园，消除贫困或种族歧视带来的耻辱，维护和平，改造囚犯的种种努力中，政府支援比教会成员更能够承担责任、履行慈善使命”时，他的信仰便自然而然地体现在他的政治行为中。
正是基于自己的信仰背景，卡特从宗教价值观切入对美国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这也是本书不同于其他同主题书籍的一大特点。
“原教旨主义”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卡特以“僵化”、“控制”、“排外”三个词来概括原教旨主义，阐述了宗教原教旨主义如何兴起，在宗教领域内导致宗教团体之间与日俱增的冲突，如何在政治领域内导致政府的原教旨主义趋势，并使得外交政策扭曲的过程。
虽然卡特并不是唯一一个拥有宗教信仰的美国总统，但他却是对“教徒——总统”双重身份有着最清醒认识的总统。他坚守“政教分离”的原则，认为就个人而言，他的政治行为已经是他的信仰的体现，但对国家而言，政府和教会的界限必须明确，国家不是宗教的工具。
也正由于此，卡特才严厉批评了原教旨主义基督教徒和共和党右翼的融合运动：“他们把具有历史传统的政治讨论变成了僵硬的黑白站队，对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进行人身诋毁……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宗教领域，这些趋势造成的影响对我们国家的历史性习俗和道德承诺都构成威胁。”
与普通学者的批评相比，卡特的抨击更加令人震撼——一个曾到达权力之颠的人，却如此清醒地认识到权力合流、扩张的危害，只因为在他心中，“任何权力的本质都是服务的权力”。
1978年，卡特在一次演讲中说道：“一个国家之所以有权威和影响，是因为道德因素，而不是军事实力；是因为它的谦卑而不是傲慢无礼；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愿意为别人服务而不是控制别人，一个没有道德的国家很快就会失去它在全世界的影响。”
作为中国人，当读到这段话时，是否感到熟悉、亲近？
西方传统的“宽容、平等、博爱”的价值观，与东方的核心价值观念其实并没有本质差别。而在越来越现代化的今天，价值观濒危的不仅仅是美国。东西方正同时遭受“古今冲突”——道德全面滑坡，传统价值观遭受破坏。
“献给我们的子孙，为了他们，美国基本的道德价值观应该受到保护。”扉页上，卡特这样写道。
翻过这一页，在本书的封面上，83岁的白发老人凝重地望着我们。
作者：曹 静
《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