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卒。对于逝者，具体的时间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对于活着的人们来说，记住这个逝去的年代绝非多余。鲁迅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七十年来，围绕他的争议一直不断。七十年来，鲁迅对于中国人而言，越发变成了一个绕不开的人。
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主题词之一，在文化、思想、革命、文学、学术等各领域均已成为不可回避的巨大存在，并持续发生影响，直至今日。当代国人，往往自童蒙时代即熟知“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之类诗句，入学之后更是年年读鲁迅，岁岁考鲁迅，但在读与考之间却只有“标准答案”和“不求甚解”。结果——鲁迅成为当代读者最熟悉、却也最陌生的作家。
鲁迅原名周树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本学医，后来从事文艺等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1918年5月，他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地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他借狂人之口说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在之后的十多年间，鲁迅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包括被香港《亚洲周刊》评出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首位的《呐喊》等专作。他一直不停地创作，直到1936年10月19日他咽下最后一口气。他的“遗嘱”中有这样一条：“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是糊涂虫。”然而，谁会忘记他呢？他的敌人，他的朋友，他的利用者……没有一位忘记他。
政治的牺牲品
对鲁迅评价经常是两极分化，有人说他是民族魂，也有人说他不过尔尔，仅是被神化了。鲁迅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如果“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成为他的惟一形象，那么“鲁迅”这一名词便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与牺牲品。
其实关于鲁迅的一切争论最早起源于1940年。毛泽东在这一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为鲁迅戴上了三个“家”的光环：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此之前，鲁迅头上已经有了“文坛领袖”、“精神导师”、“左联盟主”等诸多称号，但同样背负着“反动文人”、“走狗”、“保守派老朽”这样的骂名。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鲁迅被肢解，庸俗化地成了整人的工具。权威们用他们手中的权力，阻止了人们自由地接近鲁迅。也使得中国的现行教育体制也把这个特别“革命化”的鲁迅形象以知识普及的形式传播给了一代代中国人。恰如鲁迅的长孙周令飞所说：“根据我们的不完全调查，现在青年的一代已经开始淡忘鲁迅了，如果你去问他们鲁迅是谁？他们就会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都是一个‘阶级斗争化’了的鲁迅，一个除了用‘战士’这个名词来说明以外就找不到另一个词汇来说明的鲁迅。”
但这种责任并不完全在鲁迅，死去的人不可能为后人的行为负责；如果以此来否定鲁迅，那就显得不着调了。文革是人妖颠倒的时代，拉大旗作虎皮、口号式引用只言片语不求甚解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当年的红卫兵引用鲁迅那些颇具战斗性的语言来互相攻击，已经脱离了鲁迅先生当年的真实语境，其实是对鲁迅精神的“强奸”。
就这样，在此后的几十年间，“鲁迅”这个名词走过了从标靶到旗帜，再从从旗帜到标靶的路程。
刻毒一说
世人常有“鲁迅刻毒”一说。有人说他的作品批人不讲情面，有大骂“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到，还是觉得很新鲜。”也有人说，鲁迅对青年学生或晚辈往往宽厚仁慈，相处欢洽，而与同辈的交往，则心存芥蒂，难以共事等等。
对于世人的谩骂，鲁迅1934年12月6日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谈了对谣言的感叹：“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譬如对于我的许多谣言，其实大部分是所谓‘文学家’造的，有什么仇呢，至多不过是文章上的冲突，有些是一向毫无关系，他不过造着好玩，去年他们还称我为‘汉奸’，说我替日本政府做侦探，我骂他时，他们又说我器量小。”
学者吴宓曾叹言：“可叹者，是今人只见周骂人，尚未见到人骂周，因而多谓周先生偏激、刻薄，这对周先生是有失公允的。”甚至连曾经挨过鲁迅“骂”的傅东华都说，“谁要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成分里只有‘恨’而没有爱，我就和他拼命！谁要把鲁迅先生的哲学解释成唯恨哲学，我就永远痛恨那个人！”，从傅东华的话可以看出，鲁迅的哲学有的不只是刻毒。
人生中的两段婚姻
人无完人，抨击封建礼教的鲁迅在他一生中有过两次婚姻。一次是事实的婚姻，另一次是实质的婚姻。两次婚姻，都陪伴着鲁迅，走完先生命运多舛而又辉煌的一生。
1906年，远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在母亲的反复催促下，终于不情愿地启程回中国。母亲想让鲁迅回家完婚，鲁迅回答说，让姑娘另嫁人为好。但母亲却发电报说：母病速归。回家后的第二天，便举行婚礼。这天是7月26日（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六月初六）。在热闹的婚礼中，谁也不会想到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一场漫长的婚姻灾难开始了。
婚礼的当天晚上，鲁迅彻夜未眠。新婚妻子朱安数次小心地说：“睡吧。”鲁迅一字未答。接下来的两天里，鲁迅都睡在其母亲屋中。第四天，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及几个朋友启程东渡日本，这一走就是三年。甚至从日本回中国后，鲁迅宁愿孤灯伴影也不愿回家，这对朱安而言是不公平的。虽然在鲁迅结识许广平之前，鲁迅曾与朱安有过近十个月的单独接触，但一切机会和努力均不可能挽回他们的婚姻了。正如朱安自己所说的，“我好比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鲁迅的第二次婚姻，是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时的故事。在这段实质的婚姻中，鲁迅真正找到了人生中的爱情。
那是在1923年10月，鲁迅开始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在每周三十多点钟的课程中，她最盼望听讲小说史，上课时常选择第一排座位。在学校，鲁迅是一位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的老师，而许广平则是一位听课时喜好忘形而直率地提问的小学生。
鲁迅与许广平相交于1925年3月11日，当时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学潮中的骨干。为了解除时代的苦闷，探讨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她主动给鲁迅写出了第一封信。那年鲁迅四十五岁，许广平二十七岁。从此他们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在事业上相互帮助，在生活上相互关怀。
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终于在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鲁迅承认，在他和许广平结合的全过程中，许广平都比他决断得多。但此时，朱安仍是孤独一人陪伴着周老太太，直到她生命的终结。
纷争中的未来
七十年过去了，无论世人如何争议，“鲁迅”都在人与神间轮换着。每隔几年总会有人站出来，或者扛起鲁迅的大旗，或者抡棒狠打鲁迅一阵。而近几年，胡适还是鲁迅应该成为中国知识界所代表的方向，更是成为一个新的话题。
今年5月26日，鲁迅又在一项选举中被评为“国学大师”，这个称号让许多人都感到意外，关于鲁迅头上应不应该再戴这样一顶帽子一时间成了网上争议最多的话题。除了纠缠于鲁迅是反国学的还是国学代表这样的具体问题外。还有人再度提出，鲁迅究竟应该还原到什么程度，他代表的到底是什么？
“鲁迅”这个名字再次被打上了问号。鲁迅之子周海婴表示，2006年应该成为鲁迅普及年，而他在演讲中提出的对鲁迅精神的解读，在两岸的研究者中都引发了不同的争论。鲁迅的孙子周令飞说，他和父亲提出的鲁迅精神的16字令，并不是定论，权当是一个靶子，先竖起来，等待有人修正、补充、完善。
“鲁迅不仅仅是周海婴他爹，除了周树人，他还叫鲁迅。”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说，要重新认识鲁迅，就要回到关于中国的现实中来，要回到鲁迅的作品中去，而不仅仅是将鲁迅还原成人。
还原鲁迅是困难，因为在他的文字中隐藏有中国现实的一切问题，解读、误读、过度阐释，利用、反利用，认识、重新认识，所有的纷争都试图回答同一个问题，但找到的却是不同的答案，鲁迅将一直会被人们争论下去。
1881年，鲁迅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
1902年，鲁迅去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等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
1906年7月26日，远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在母亲的反复催促下，完成人生的第一段婚姻。在婚后的第四天，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及几个朋友启程东渡日本，这一走就是三年。
1909年，鲁迅从日本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
1918年至1929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
1923年后，鲁迅结识许广平，四年后在上海开始同居生活。
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鲁迅为政府通辑，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
1927年1月，鲁迅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二”事变以后，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其间，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受到深刻影响，彻底放弃了进化论幻想。1927年10月到达上海。
1930年起，鲁迅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不顾国民党的迫害，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
1936年初，“左联”解散后，鲁迅参加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1927至1936，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这些作品收录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