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看新闻，突然间看见电视上播放一名中南大学教师因为不满该校本科优秀教师评选而在校内举牌表达不满的新闻。据举牌老师汤晓明自己说他参加了2011年度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本科教学优秀教师的评选，但‘某个院领导说我不够格’；于是他猜测‘是某个人从中作梗’；最后才在公开场合用举牌的方式进行申诉。其实这是我们社会的普遍现象，因为我们社会是一个由权力主宰每个人的名与利的社会；任何人的任何名利，只要领导不同意就无法得到；我们社会的职称评定如此，每年的优秀个人评选也是如此；每个人的加工资如此，每个人的实际奖金还是如此。所以这举牌老师才不服气，因为领导的一个小动作使他名利损失；再联想到最近的《高校职称评审乱象丛生》的流传，从而说明我们社会连职称这技术说话算数的东西都叫人不服气；那我们社会还能有叫我们服气的东西吗。
首先我们的改革开放后改革了职称评定方法，它由改革开放前的三驾马车（行政、技术、后勤）并行的方式为一肩挑了；于是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走上了行政领导的岗位，结果职称评定就再也没有局外人主持正义了。因为改革开放前的职称评定有不参与职称竞争的行政负责人签署意见，而现在就由本身直接参加职称竞争的人签署申报意见；结果自然也就为这些人创造了条件。只要是能力或成果比自己多的人，基本就会在申报时被行政负责人枪毙了；而能成为他们职称评定拦路虎的人同样也难申报。如果不是这样，为何我们社会的职称高低完全与行政职位挂钩；只有行政职位最大的人，他（她）才能是本单位职称评定最高的人。如我单位当初提拔了一位没有实习的研究生当一把手，竟然提拔当年就破格晋升为高级职称；试想一个连技术摸都没有摸的人，何以破格晋升为高级职称。因为只有他的官最大，他在行政上是绝对权威；难道他还能容忍自己在专业技术上不是绝对权威吗。这不是我单位的个案，而是我们中国大陆的普遍现象。
是啊！全世界的职称都只和专业技术能力结合，而只有我们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职称与行政权力全面挂钩。在这里我最有体会，因为我的高级职称申报了八年；前三年全部是为领导做分母，后五年则是领导的打击报复。如我申报高级职称的第一年，正好遇到我单位刚提拔一位连实习都没有的研究生作为单位负责人；结果这连初级职称都没有的人，竟然与我同时申报高级职称。要知道我当时在国内外正式杂志上发表的专业论文就有120多篇，科研成果30多项；技术改进成果80多项。就这些凭什么打分，我当时认为我肯定百分之百地能评上。谁知后来公布结果，我竟然成为了这单位负责人的分母；因为我国的职称评定规定行政领导先上，而没有行政职位的老百姓只能当分母。这年轻的负责人上台后自然是再提拔年轻人当中层领导，结果第二年我的高级职称又为这些年轻的中层领导当分母。年轻的中层领导上台后自然也要提拔一批更年轻的人到基层领导岗位，结果第三年我又成为了这些基层年轻领导的分母；而且还名正言顺，要为领导分忧。就这样没有任何技术成果和论文的各级领导全部晋升为高级职称了，而我这国内外公认的学者型专家竟然被领导定义为‘只会写论文的人’；而我单位一位宣传部的人仅仅因为公开发表了小说30多篇，最后没有文凭的他也被破格晋升为高级职称；而我这名正言顺的专业技术人员竟然就这样挡在了高级职称的门外。
近日网友曝出湖南高校职称评审有评委开房索贿，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某因评职称不成而对评委大打出手。而这在我当年同样也是深有同感的，因为我也见到几个没有行政职位的同事被评审上高级职称。当时我还很奇怪，为何都只评审上那些出乎老百姓意料的人；如有个同事实际能力是公认的差，除了听话见不到有什么思考的人；竟然也被领导申报而且评审通过了。后来是组织部的人告诉我，说这同事跑遍了所有的单位领导和评审委员的家；自然大家同情他也就评审上了。而另一位同事虽然也是没有行政职位，但评审委员会主任是他当初的指导老师；你知道人家没有往来吗？即使没有往来有此人帮他说话，他难道就不能被评审上吗？
然而当时我没有听进这些话，只想到我不应该总当分母吧；于是上告这职称评定不公，结果听说不仅得罪了所有的领导；连评审委员会的人也全部得罪了；所以他们要我将我的论文全部杂志同时送上去，以为我也是如同领导那样随便瞎填报的。谁知当我将一百多本杂志同时送上去后，我最后还是只有当分母的命；这就是我们的职称评定。
我们为什么现在的职称评审评委也没有公德心，这主要还是我们社会环境的问题；你领导能‘以权谋私’，那么评委们难道就不能利用这机会来‘以权谋私’吗？再加上我们的评委又没有什么责任，因为无论谁上都无法追究评委个人的责任；这也是目前评审过程中的评委们优先投票给领导的原因。再加上行政力量直接通过各种方式干预职称评定，所以职称评定实际成为了领导任人唯亲的又一个途径。
我赏识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某因评职称不成，一拳打晕一位评委教授。因为在评审前他曾说过‘年龄大了，再不评上就没机会了’；结果还是评定不公；这不仅是专业技术人员的包袱，更是损害了中国整个专业队伍的创造力。国外实行的职称岗位制，只要能力胜任这个岗位的工作就可以赋予这个职称；所以国外没有行政领导把持职称的现象。这是一种价值取向，谁走在专业技术探索的前面；谁就是职称最高头衔的人。
‘我不服’是今天中国人的普遍心理，对富人不服；对官员不服。对职称不服，对研究成果还是不服。为什么这么多的不服，因为这些全部是不公平的产物；所以才会引来全面的‘我不服’，这是我们社会竞争不公平的根源。我不知道我们社会究竟有多少‘我不服’，但却知道我们社会好像能叫人服气的还真的不多；这不是今天的中国人犯了红眼病，而是我们社会患上了不公平症；这才是‘我不服’的根源。（汪华斌 专家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