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动画史研究起步非常晚，真正从事动画史研究的人亦屈指可数，存在较严重的史料缺失、遗漏及谬误现象。电影史学家陆弘石说“史料是史学的基石”，但中国动画史研究常常忽视史料的发掘与利用。近年来，关于中国早期动画史的文本描述多以万氏兄弟的访谈及回忆录为依据，这些有限的文字资料往往一经发表未经甄别就被沿用开来，某些研究者甚至采取“先入为主”的方法对文字材料进行断章取义，其结论可想而知；而在新中国动画史的研究中，研究者则过分倚重二手资料，忽略了一手资料的查找与使用，多有错漏，给后续研究造成了很大困难。
我国第一部动画片是什么？
我国第一部动画片是什么？目前国内动画学界的普遍说法是“万氏兄弟于1926年拍摄的《大闹画室》”。但是，据笔者研究发现，《大闹画室》并不是我国第一部动画片，而且该片的完成时间是1927年而非1926年。据当时新闻记载，该片编导为长城画片公司创办人之一的梅雪俦(梅早年曾在美国最具创造性的动画艺术家麦克斯·弗莱休兄弟的公司学习动画制作)，绘画也仅为万古蟾一人而非万氏兄弟两人。
我国第一部动画片是万氏兄弟绘制的动画广告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目前国内一些文章及论著对此论述有误，如《20世纪中国动画艺术史》中说万氏兄弟于1922年研制出中国第一部动画广告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并把1922年作为中国动画史的开端，更进一步指出在此之前万氏兄弟花费了整整4年时间(1919—1922)才搞清了动画的原理。
笔者通过对万籁鸣的回忆录《我与孙悟空》及其相关史料的研究发现，这部动画广告片是万氏兄弟1925年拍摄的。万古蟾在回忆录《我的自述》里也明确写道：“……画在白纸上的打字机动画广告片就这样失败了，这是一九二五年的事。”可见，万籁鸣在《我与孙悟空》中称这部影片是“简陋可笑”的，并不完全是自谦，因为这部片子当时确实没有拍摄成功，而是以失败告终。
另外，笔者还发现万氏兄弟早年并没有拍摄过动画片《一封书信寄回来》，但这部“莫须有”的影片被很多著作及文章作为万氏早期代表作记载了下来，《中国动画电影史》一书还为其安排了故事情节。其实，万氏兄弟生前从未在任何时间和场合声称拍过这部影片，查阅万氏兄弟多篇早期文章，从文中开列的影片目录均未发现《一封书信寄回来》，如1936年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发表的《闲话卡通》。实际情况应该是这样的：长城画片公司早年虽曾计划拍摄该片，但后来由于经费等原因并未付诸实践，因而关于这部影片的记忆仅仅停留在当年泛黄的报纸广告里。
不加甄别与懒得去查
俗话说：谎言重复一千遍，便成了真理。在中国动画史研究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起初是不辨真假、以讹传讹，到后来谬误竟变成了真理。如《中国动画史研究》一书在第九章谈到中国香港动画时称“《大树王子》为香港第一部木偶动画电影”和“《芙蓉仙子》为香港第二部木偶动画电影”，并加以论述。但事实并非如此，据笔者所知，《大树王子》是一部木偶舞台纪录片，而《芙蓉仙子》则被《港产电影一览(1913—2006)》称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木偶戏”，广东木偶艺术剧团介绍这部影片时则称其为“杖头木偶”。《芙蓉仙子》改编自川剧，由广东木偶艺术剧团与香港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于1957年合作拍摄而成，是国内第一部木偶艺术彩色电影。可见，这两部影片根本不是动画片，香港动画人也从来没有把这两部影片列入香港动画史。这一错误在国内最早见于张慧临翻译的《亚太动画》(约翰·兰特主编)，后又见于鲍济贵主编的《中国动画电影通史》，再到《中国动画史研究》已然“弄假成真”。
可见在数字时代治动画史，在享受搜集信息的便利之外，更需要有甄别信息、去伪存真的较真劲儿。《中国动画史研究》第三编第十章谈到“台湾动画之父”赵泽修及其光启社时写道：“1970年，由于经费因素，动画部关闭；赵泽修离开光启社，创立泽修美术制作所，继续创作广告、社教宣导片，这也是台湾早期专门培育动画人才的机构之一。最后，制作所因赵泽修于1970年年底赴美而终结。”实际情况是：台北泽修美术制作所系创办于1967年，1969年底赵泽修关闭制作所携带家眷移居夏威夷。而该书第七篇第一章介绍赵泽修时选用的竟然不是他本人的照片，而是将与赵泽修合影的夏威夷大学某教授误认为是赵泽修。如此张冠李戴并非个例，去年8月15日，著名动画艺术家钱家骏去世，《CGM数字娱乐技术》、《中华读书报》、《温州商报》等媒体在报道中选配的却都是上海美影厂老厂长特伟的照片。
与这种不加甄别核实形成对比的则是“懒得去找”。某动画史专著介绍动画艺术家方明时写“生卒不详”，这未免令人大跌眼镜。众所周知，方明是日本人，原名持永只仁，是新中国美术电影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上世纪80年代曾在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动画专业讲学。持永只仁去世后，为了纪念他为中国美术电影事业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奖还专门设立了“持永只仁奖”。查证方明的生卒年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上网搜索一下即垂手可得。
“中国动画学派”也许是伪命题
“中国动画学派”一词近年来屡被热捧并见诸报端，不少学者也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展开深入研究，其内涵与外延被无限放大。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考虑过：世界动画史上究竟有没有“中国动画学派”？这一学派是否同“萨格勒布学派”“波兰学派”等动画学派一样被国际认可？在4月23日至28日举行的、主题为“世界动画电影”的第68届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2012年会上，看到来自数十个国家的数百位专家对中国动画的陌生眼神，我们仿佛找到了答案。
据笔者所知，“中国动画学派”的说法最早见于尹岩的文章《动画电影中的“中国学派”》(1988年)和《“中国学派”的发展》(1989年)，此后十几年中无人提起，直到2004年，金天逸的《中国动画学派的发轫、成型和成熟》和李林的《简评动画电影中的“中国学派”》才再次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展开探讨，而“中国动画学派”真正热起来只是近5年的事情，想必与动画产业如火如荼有关。
笔者认为，中国动画史上很有可能并不存在“中国动画学派”，这只是个别研究者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若果真如此，那么目前有关“中国动画学派”的大量研究成果都有可能成为学术伪命题。我们必须深入地考察当时的社会与时代背景及中国动画所处的尴尬境地，才能对这一学术概念的文化语境作出合理解释。
总之，要想理顺中国动画史的全貌，必须“重回现场”翻阅原始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加以补充修订。治史应扎实严谨，治中国动画史也应如此，容不得半点马虎，更不能因感情和利益等因素影响了治史的全面性、客观性，要尽量做到“不传讹，不造讹”。（殷福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