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在文化建设上奉行的方针是“破旧立新”。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旧文化，是批评与否定的对象。目前，我国文化建设方针已发生了重大改变。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六中全会又进而提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战略。如何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必须建立在文化主体基础上。一个具有独立自足的文化必然具有主体性。“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当务之急，是重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全力复兴中华文化，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解决当代国人的精神危机问题。张岱年先生说：“一个健全的民族文化体系，必须表现民族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就是民族的独立性、主动性、自觉性……如果文化不能保证民族的主体性，这种文化是毫无价值的。”何谓“文化”？文化就是“人文化成”，包含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信仰习俗等。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主体性丧失，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中断，意味着民族精神的衰落。章太炎一生最为景仰的顾炎武尝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古以来，儒家一直将“国家”与“天下”两个范畴严格区分。历史上“国家”之兴亡不过是一家一姓之陵替，“天下”这一概念则不同。“天下”不仅是一政治概念，也是一地理之概念，而且更重要的它还是一文化概念。“天下”表征的是一种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标识。“天下”灭亡，意味着一个民族文化标识的寿终正寝。正因为如此，晚年的章太炎才会四处奔波，高喊“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仆老，不及见河清，唯有惇诲学人，保国学于一线而已。”章太炎之吁喊，已有先儒“存亡继绝”、“续命河汾”之深意。文化存，则民族文化血脉存。因此，在具体落实与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方针战略目标上，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以曲阜为代表的文化主体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
三、如何在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层面上建构“现代国家”，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深层次的政治文化课题。“现代国家”并非单纯指谓经济的现代化，更重要还在于政治民主化。
目前中国民主化进程正在稳健地向前推进，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随着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文化的力量与作用不断凸显：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民族文化基础何在？中国民主政治的正当性如何评判？前者关涉民主政治是否完全是西方文化产物，与中国文化绝缘；后者关系到中国文化中是否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具有普适性的正义思想传统。回溯两千多年儒学史，我们不难发现，政治民主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孟子“道性善”，除了现实的人文关怀之外，其文化史意义还表现为倡导人性平等。康有为评论道：“人人性善，文王亦不过性善，故文王与人平等相同。文王能自立为圣人，凡人亦可自立为圣人。”人人皆有善端，此乃天之所赋，因为人性平等，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由人性平等，古今学者进而抉发出孟子社会政治学说隐含之平等、自由精神：人人皆“天民”，“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钱穆由此点明孟子性善说中蕴涵“自由”、“平等”思想精髓。梁启超也揭示孟子性善说彰显“自由意志”精神，黄俊杰认为此乃梁任公思孟学中“最具创发性之见解。”如果再加上孔子、荀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不断阐发的“民惟邦本”、“从道不从君”、“天下为公”、“居仁由义”、“民贵君轻”、“天下为主，君为客”等等民本政治思想，儒家思想体系中内蕴着深厚的正义性与公平性思想资源。这些正义、平等与公正思想，对于目前中国建构“现代国家”而言，将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1958年元月由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四人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认为，中国人不仅可由儒家“心性之学”成就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也可由“心性之学”成就民主“政治的主体”。李明辉指出，在这一宣言中实际上存在一种有别于西方人性恶文化基石上的民主理论——“即建立在性善说之基础上的民主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