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彬家中，有四个比可乐罐稍大的瓷瓶，摆放在显眼位置。和一般中国家庭中的瓷器不一样，这四个瓷瓶的底部，印有“日本”的字样。
这是高文彬关于东京审判留下的唯一纪念。一般客人拜访时，高不怎么介绍这些瓷瓶。老人今年已86岁高龄，说话时一脸的平静，即使论及其所经历的、举世闻名的东京大审判时，表情也是如此——高文彬是当年亲历东京大审判的中方代表团中目前惟一的在世者。
有学者评价高文彬，这一辈子有两件事极有意义：一是参加了东京大审判，一是编审了《英美法大辞典》。老人颔首称是，但眼神依旧平静。
寒意渐浓 86岁的高老绅士依旧
冬日的上海，寒意渐浓。
街头来往的行人裹得严实，但高老穿着并不臃肿，衣着绅士、皮鞋擦得锃亮，头发梳得齐整。采访完后，高老还拉着记者喝咖啡、吃点心，举手投足间，都表现着上海人生活的精细。
原本以为老人会“很有故事”，精细的秉性之下，他定会细细梳理自己的过往。没想到，高老对自己的经历记得不多。“只记得些梗概了,”老人有些抱歉地说。在记者再三“启发”之下，高老苦苦回忆，终于将他所经历的东京大审判的两年零三个月还原。
老人将原因归结到岁月久远之上。他告知，东京审判期间，法庭方每天会给每位法官或检察官提供一份前天的庭审记录，但他要了两份——除了替向哲浚(当时他为向的秘书)先生保管之外，另一份他打算带给他的母校：东吴大学法学院。但遗憾的是，这些宝贵的材料带回国内之后，不多久便告遗失。
偶然结缘 担当东京审判翻译
高文彬出生在上海，日本投降那年，他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
“当年一个日军兵营在上海新闸路、武定路一带，其要求无论日本普通民众还是中国人，碰到皇军，都要鞠躬。”高文彬说，他家在康定路，学校在南阳路，到学校就要经过这个兵营，为了不鞠躬，他故意多走路，从胶州路绕道去学校。
谈及自己的学生时代，高文彬自称“学习成绩一般，但英语较好”。1946年，高文彬结识向哲浚。彼时，向哲浚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因为东京审判的需要，向哲浚到上海招英语翻译。东吴大学的教授、上海知名律师刘世芳把高推荐给了向哲浚。向先生一身学者气质，考试时询问了一些基本情况后，递给每个考生一小段中文报纸，要求翻译成英文。一个礼拜后，高文彬接到书面通知，他被录取了，自此和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审判——东京大审判结缘。
当年初夏，高文彬和周锡卿、张培基、刘继盛、郑鲁达一起到上海华懋饭店集合，一行5人被美国军用巴士送到上海江湾机场，乘坐涡轮式美国军用运输机飞往日本东京。高文彬看到，战后东京一片萧条，被美国飞机轰炸得到处是残垣断壁，日本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一些日本兵回到本土后无事可做，就在路边摆摊维持生计。很多日本妇女被迫沦为妓女。
高文彬的工作地点是中国检察官办公室，每天早上八点半左右，高文彬都会准时来到办公室，收集整理日军侵华证据，并将那些沾满中国人血泪的证词翻译成英文。后来，因为法学的基础，高文彬很快从翻译成为向哲浚的秘书。
东京审判开始后，中国检察官办公室每天早上都会收到前一天的庭审记录。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东京大审判结束。“掐指算来，两年零三个月。”高文彬告诉记者。
证据确凿 南京惨案罪魁伏法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东京涩谷。战时，这里是日军陆军士官学校，也是日本陆军司令部。“当年日军侵华战争的策源地，如今却成了其罪行的审判地，不能不让人感慨。”介绍这些时，高文彬语速很慢，表情越发的严峻。
审讯工作从 1946年5月3日开始，由检察长、美国人季楠向法庭呈递起诉状。开庭之前，先由荷枪实弹的英国宪兵将被告人从监狱中提出，押上军车，车窗上蒙着黑布。当下午审理结束后，再按照原样押回监狱。东京审判主要是指控战犯们的违反和平罪、人道罪和战争罪，是按日军所犯罪行的时间顺序进行的，日军在中国的罪行是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又分成两块进行审理，一部分是日军在东北和华北犯下的罪行，一部分便是南京大屠杀惨案。
“我们特别注意这五个战犯：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小矶国昭。”
“土肥原、坂垣是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华北，扶植满洲国的主要参与者；松井石根、武藤章是南京大屠杀惨案的罪魁；小矶国昭当过国防大臣。”高文彬介绍，他们最终都得到了历史的审判。
“南京大屠杀证据确凿，中方的指控很快得到法庭的支持。”高文彬介绍，除了大量国内整理资料证据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南京国际安全区的教会人士——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者等都先后在法庭上作证。铁证之下，被告惟剩下狡辩。
但对于日本的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和侵华急先锋坂垣征四郎的证据比较难找，因为被告本身就是做幕后的特务间谍工作，尤其是在被告进行个人答辩的时候，进行有效的反驳和提出有力的新证据少。
高文彬对当时的艰难处境记忆犹新：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日奥先生想出了办法，通过中国检察官跟检察长联系，向盟军总部要求开放日本陆军内部机密档案。
盟军总部同意后，中方立即派懂日文的吴学义、刘子健两位前往搜寻，从中大海捞针般挖出每个被告的犯罪证据。
最终在铁证的支持之下，叫嚣要与中国检察官大战三百回合的日本战犯，也无话可说。法庭判决，除小矶国昭被判无期徒刑之外，其余四人全部被判绞刑。
意外发现 揪出“百人斩”刽子手
记者了解到，中方在国内的调查中，获得的南京大屠杀确证就达2400多件。每一件证据背后便是一个血淋淋的控诉，每个有良知的人看后，无不感到堵心凄惨。
诗人但丁遗有千古绝唱，叫做“地狱”；释迦牟尼也告诉众生说：人世有地狱。——但是，敢问：地狱在什么地方呢？我要回答你：这儿就是！南京沦陷八周年时，一媒体人士到南京，看见这组由南京战罪调查委员会提供的证据之后，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上述句子。
高文彬的感觉同样如此。他说，随便抽出几份证据，当时南京街头的惨景，就立刻血淋淋刺目地“呈现”在眼前。但由于日军严密封锁消息，即便在上海，他此前对南京大屠杀都是一无所知。面对一份份“不忍多读、不忍多想”的血证，高文彬心中的郁结之气，义愤难名。
为了搜集更多战犯的证据，高文彬一有空就到国际检察处三楼的档案室查资料——那里集中了数不清的日本官方档案、媒体报道、机密文件，一袋袋浩如烟海。他本人也没料到，会再次有一个意外收获。
“我在一张1937年12月中旬的《东京日日新闻》上看到一个报道，一张惹眼的大照片，两个人拄刀而立，非常神气，旁边的说明是某某勇士攻打南京时进行杀人比赛，一个杀了105个人，一个杀了106个。”高先生感到一肚子无名火猛蹿。
他随即把报纸复印3份，一份留在检察处办公室，另两份交给倪征日奥先生，转寄给当时的南京军事法庭的庭长石美瑜。中方迅即向盟军总部提出，逮捕这两人。此二人便是世人熟知的“百人斩”刽子手向井明敏和野田毅，战后混迹于被遣返的日军当中，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国内，隐匿于市井之间。为了找他们，前后花了4个多月。最后在日本一个叫埼玉县的地方找到了。他们已脱掉军装，头裹白布，摆起了地摊。若不是高文彬的这次意外发现，他们或许永远得不到制裁——他们经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后，被拖到雨花台刑场枪决。
共同见证 遗憾未曾留下记忆
从1946年开庭到1948年结束，东京审判历时两年零七个月。这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国际审判。
这期间，法庭公开开庭800余次，英文庭审记录近5万页，包括日本在内的12个国家共有近1500人出庭作证或出具书面证言，判决书长达1230多页，对日军侵华、太平洋战争等罪行进行了控诉，法庭用了整整7天时间才宣读完毕。
这期间的辛劳可想而知，当时中国代表团最多时只有17人，但长期在日本的不足10人。面对本报记者时，高文彬对此未过多描述。但通过中国法官梅汝璈当时对媒体的描述便可想见：自从本年四月左右法庭审讯完结，进入草拟判决书阶段后，六个月来，他的生活就活像书本的蠹虫，钻宕在堆积如山的近万页的法庭证件与文书中。
据了解，东京大审判结束后，高文彬曾有机会赴美深造，但最终留在国内工作。不幸的是，1952年在上海军管会外事处工作的高文彬，受牵连被捕，送外地改造长达27年，直到1979年平反。
晚年，高文彬与其他一些毕业于东吴法学院的老人一同参与了《英美法大词典》的编纂工作。这部后来名扬海内外的大书，几乎耗尽他全部心力。
颇为遗憾的是，对于东京审判的经历，当年的见证者梅汝璈、向哲浚、倪征日奥等，均不曾留下回忆录。作为惟一健在者的高文彬，曾有心弥补，但1999年中风之后，已力不从心，只能作罢。
老人说，他现在最大的乐趣，便是每天与远在美国的女儿，通过互联网用英文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