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敏说，她首先是个想把日子过得特别高兴和舒服的人。对家庭、饮食、运动等一切世人日常的喜欢，甚至要超过对写作的喜欢。但过日子只解决生理、物质层面的需求，那种舒服和高兴挂不住，撑不长。这时，写作让她发现自己抓住了个东西:“它特别漫长、结实，可供你深入、喜怒，发现缺憾，发现哀伤。”
那是1998年，她怀着孩子，穿着防辐射服，开始写第一篇小说《寻找李麦》。写完后“没天没胆瞎投”，给了《小说家》(《小说月报·原创版》前身)。当时的主编康伟杰就给她来电话，说写得不错。小说发表后，她又接到《十月》周晓枫的电话，约她两篇小说，说准备发表在她们的“小说新干线”上。就这样，鲁敏高兴起来，她悄悄想，也许，真可以写两句……
如此，这两句一写，就停不下来了。爱生活的鲁敏，渐渐变成生活的观察者和书写者。“总之，我爱过日子，然后爱写作。这可能说得有点虚”，她停一下，想了想，又说，“前者是皮，后者是毛。没皮，我便不存在，但没毛，我会冻死在这人间。”
“东台的艺名叫东坝”
鲁敏笔下有个“东坝”，《逝者的恩泽》、《风月剪》，《思无邪》，《颠倒的时光》，都是在东坝演绎出的故事与情趣，宿命与戏剧:白面修长的裁缝宋师傅，热心公益的伊老师，既痴且瘫的兰小姑娘，因种植大棚瓜而对颠倒四时感到别扭的木丹，以及乡间的苗禾、雾气、鸡鸣、街市。东坝是鲁敏“虚构的理想之地，最为沉湎的乡土之所”。在那片沉默寡言的土地上，有着狡黠、认命亦不乏趣味的人们，有静海深流的情感与故事，有小谎言，小伤感，小爱情以及小而珍贵的“善”。
文字的东坝落在现实中，是江苏盐城东台。“在那里，有我一切关于人世间的记忆”，她说。每年春节，她都会回去走走看看。那里有她的乡邻、小学、玩伴，她割过的青草，跌倒过的小沟，还有记忆中尚未老去的村人们的面孔。她把这些都带进自己的小说里，并按照自己的记忆和想象，建构出一个文字的乡土来。
鲁敏的乡土与五十年代的贫瘠乡土、六七十年代的“文革”乡土又是不同的，她的东坝，是记忆中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属于八九十年代。此时，中国的乡村正走在城市化边缘，复苏而躁动，胆怯又茫然，显得左右为难:“就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一双脚立于纯净的大地，可大半个身体，却在呼吸所有都市的混浊……”
“即使都市化进程到现在，在全民气质上与审美上，还是偏重乡土的。这是我们中国人最里面的东西。”或许就是这个原因，东坝系列得到很多认同。同时，鲁敏也认识到，自己对东坝怀着的伤心，是旧文人式的爱与哀愁。但乡村却不是给文人和读者拿来审美的。东坝里面的村民，他们要吃喝，要发财，要向城里人看齐。“这或许会在我后面的创作中得到延展。”
“顺着语言的绳子”
语言是东坝系列中鲁敏比较在意和用功的一个地方，“那是我东坝系列的‘气韵’所在”。她说:“我甚至感到，我是为了这语言中的东方乡土才造出的东坝。”
关于东坝的叙事是慢的，温的，钝的，带些古典的东方情韵。鲁敏试着让自己进入中国式的心肠、中国式的“圆通”里面，那种语言与调子，自然而然就呈现了。而这样的语言与那个乡土东坝，恰好就是“搭”的。
“小说的语言，就像衣服的料子”，她如是比喻，她说写小说不能只满足于故事性，“如同注重款式，好像只要够紧张曲折，够活灵活现，就功德圆满”。“我想让读者知道，有这样一种表达，它在讲故事的时候，让你忘了故事，你只是顺着那语言的绳子，就被拉过去了。”
相对于“东坝系列”里呈现出的温柔敦厚的“乡土中国”，鲁敏另一类小说如《取景器》、《暗疾》，包括即将发表的《墙上的父亲》等，似乎执意将笔触伸到人性的遮蔽之所。那是鲁敏醉心的另一个方向:各种人的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种关系的可能性、事件对命运的影响，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觉表现出来的各种幽暗。小说不以冲突或事件为主，而是流动的敏感的。“归根结底，人的心灵，是我最流连忘返、最醉心的所在。”
要将小说写到心里的样子
从第一次提笔创作到如今，鲁敏的写作差不多有十年。近十年的时间改变了许多事，从当初的觉得写作好玩，可以一玩，到如今立志好好玩，玩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她说，“写作的变化，跟小树成长一样，可能每天都会有一点变化，但到底长在哪里，说不清楚。”
她的理想，是把小说本身写到她心里想到的那种样子。“不急，要学习文火炖菜，化浓烈滋味于无影无形。”东坝系列，人情世故要足，语言上要坚持，要把这件小说的料子弄出个好质地。关于人性暗疾，则要进一步往深里走。
有评论家称，鲁敏的叙述是家常的，但这家常的叙述具有硎石的锉力，它使得一切光洁的东西失去了光质，它又如刀子，在挑剔砍削中为生活塑形。鲁敏则说:“我贪心于持久的创作生命力，我期待着因年纪渐长而对世事的洞察若明，我等待着经验与皱纹同时爬上我的脸庞，然后，我慢吞吞地、好脾气地、全无功利之心地，一天天地磨我的小说之刀，并让它锋利得温柔起来，可以亲吻最软弱的心。”这是她关于文学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