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语境中的当代艺术第一要素是交流性。它可以强调相对普遍的人类共有的知识、经验、存在的内心反应——包括制度与人的关系、审美与接受的关系、痛苦与孤独的状态、权力与自由的斗争、道德与焦虑的关系、神与人的对立等。这样的交流体现的是人的平等。艺术家不必打着“异域风情”的标签以民族叙事或国家叙事的理由进行创作，不必在自己的身上烙上独特的符号。仅供人观看和消费的艺术已经成为过去时，而值得重视的是，艺术需要打破意识形态和固有文化观念的界限，去直面人内心的无差别的真实。
为了实现交流，艺术家有必要在合适的时候把自己融入运动的发展潮流中来。虽然沉思是一个艺术家必不可少的品质，但对运动的认识和新趋势的乐观期待更是沉思的前提。
为了使创作成为有意义的劳动成果，那些易变的、潮流的、形式化的，甚至虚张声势的都有必要成为我们记忆中的对象，哪怕我们暂时不能接受它，但我们有必要意识到它与整个文化大趋势的内在关系。毕竟没有任何一种流行的、肤浅的文化表象是空穴来风，但凡这些看似表象的东西背后却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可是我们最容易被经过时间沉淀的文化符号所俘虏，却极易忽视此时此刻发生在身边的活生生的文化现象，因为我们的内心早已被既定的民族或国家传统所包裹，它规定了我们什么样的现象是好的，却没有引导我们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去独立判断。
所以，国际化的艺术不是要抄袭流行的通俗的符号，而是把这些作为材料或方法，并以此去洞悉其背后的观念。否则，杰夫·昆斯那类似儿童玩具的作品以及村上隆那肤浅的卡通图像都不会成为大众喜爱的对象。
交流不仅存在于艺术作品的内部，也存在于作品的外部，即促成作品的条件。所以，要促成好的作品需要强调合作的意识。在杜尚以后，我们对原来的物质形态的作品的定义已经发生了改变，艺术不再仅仅是看得见的，而更为强调其背后的意义——在人与人在关系中的变化。毕竟人不是单独生存于世界，甚至人的生命本身就是通过人际关系而得到定位的。艺术也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欣赏对象，它是人的活动的见证。所以，当代艺术有必要将其定位在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来完成某种有意义的思考，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这种关系的认识去揭示人在特定语境中的真实状态。
我们的真实状态也并非是确定的，它只是在比较中得出的相对真实。国际性强调某种共同的心理特征，这种特征是人在面对各种变化的事物时的微妙反应。
随着人类知识系统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技术发展无时无刻不刷新我们对既有世界的定义。在面对如此熟悉又陌生的环境，一切的定义和答案都是暂时的，一切的成果都不足以统治我们的大脑。但是在始终弥漫着权力话语的日常世界里，我们总会或多或少地因为习惯而导致对事物的偏见。所以在客观世界都处于变化的前提下，作为认识工具的当代艺术更应该强调实验性。实验不仅针对常用材料和方法的更新，更是对自我思维的更新。特别在被资本左右的材料和技术运用中，我们更应该利用对新技术新媒介的把握契机保持对人与物的转化性思考，物质不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而是人的另一种形式的身体。
艺术史在被宣称死亡以后，艺术之于我们的意义才真正得以展现，因为它可以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普遍工具之一而存在，它可以运用到各种学科中，甚至可以超越在意识形态控制下带有偏见的所谓科学分析，甚至可以和哲学融合从而化解单调理念带给人的枯燥和悖论。
所以，在今天这个形式上表现为多元、复杂、各种价值观共存的时代，实则是各种关键的价值在相互之间仍然被各方的利益所把持而成为不可改变的惯有属性，哪怕他们冠冕堂皇地声称要独立自主、相互尊重，但仍然不可放弃彼此敌对的内心。此时，艺术便成为超越任何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的人类共有的交流工具。（作者系青年艺术批评家）
